戊戌政變失敗，維新派依然認為光緒總是好的，因此要保皇；平民是聽勸的，因此用盡方法令他們覺醒——維新派搖擺的性格帶來的一大弊端，就是容易軟弱和對事業陷入浪漫而不切實際的想象。譚嗣同行刑前的想法是「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始。」但所謂「去留肝膽兩昆崙」的默契分工，極可能是浪漫的一廂情願，在道德勇氣和行動勇氣的驅使下，決定表演就義，最終換來了甚麼？許知遠寫道：「公開處決是朝廷彰顯權威的一種儀式，它也是一場暴力狂歡，總吸引著圍觀者的雀躍，作為他們單調日常生活的調劑。在一張記錄犯人被砍頭的舊照片上，圍觀者幾乎擁到了受刑者的身前，眼裡並沒有同情或恐懼。」用就義的精彩表演激起清國人的義憤、引起他們不滿專政的共鳴，也是一廂情願，事實上，權力崇拜的傳統極深的清國人，有著令外國人都驚異的極強忍耐能力，清國人但求有一個秉公執法的好政府，「完全沒有流露出打算報復的意思，而是默默地生活，對任何人都彬彬有禮」。福澤諭吉在明治初年引發的強烈迴響，很可惜沒有在另一片土地發生。

三歲半的孩子因為缺乏安全感而容易情緒不穩，對於破壞、破碎尤其敏感，所以「修理」玩具對他們來說尤為重要。

「在立場內部書會，有人諷刺地提及過『現在香港很民粹』，實質是批評很多人被情緒蒙蔽了雙眼、與運動主流不符的意見容易被抹殺等等。這本書就能好好的回應這些問題，解釋為何左翼民粹不會令人民均一化、為甚麼每一個能動者（agent）都能保留自己的主體位置（subject position）。究竟是怎樣把最多人的意見放在一起的同時，又能保存每一個人的獨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