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愛一樣東西是很難用幾句說話來交代的。我今年已經七十九歲了,我生於斯、長於斯,在這裡沒受過甚麼不必要的苦楚,反而得到很多好處。我在這裡接受教育,懂得獨立思考,可以自由地讀很多書,生活得很安穩,這些我都是感恩的。對於一個長我育我的地方,我覺得我應該回饋她,而回饋她的方法就是去愛她。當然她還有很多缺點,但我們愛一個人的時候,也會容忍其缺點,或是希望用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她洗去這些污點。我不知道是否做得到,但我愈來愈覺得,如果有能力的話,盡力而為,想辦法做些幫助她的事。 (閱讀更多)
黃仁逵最終沒有入戲院看《水底行走的人》。「甚麼才算紀錄片」,又或「甚麼才是創作」的討論,陳安琪並沒有與他達成共識。電影由對「妥協」不同的標準開始,以對「追求」的不同理解結束。這樣一套看似「不合作」又「不信任」的紀錄片,有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角力,也有兩個老藝術靈魂互相了解的過程:因爭辯而圓滿,因意外而顯得與別不同。 (閱讀更多)
小思老師誨人不倦,退休之後,對教育的關懷更是有增無減。縴夫將一個地方的人事物運送到第二個地方去,小思自比縴夫,多年來藉著教育將對文學與香港的愛傳承下來。小思接受訪問,最早談的就是推廣閱讀,她的大絕地圖炮。別人看小思老師是嚴師,但她卻「發明」了一些怪招,讓閱讀與學習變得輕易而有趣。 (閱讀更多)
在香港,作家難以成為正職,多數寫作者要靠其他工作維生;而在中國,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自毛澤東以來,文學都被視為政治的工具),寫作者進入作家協會體系、成為專職作家的情況屢見不鮮,王安憶亦是其中之一。1987年,王安憶進入上海作家協會創作室工作,之後陸續於上海作協、中國作協擔任要職。作家進入體制,是否會改變其創作的立意?我們無法輕易判斷。但肯定的是,長期置身於社會語境的王安憶,對文學與人的境況自有一番觀察。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