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雨傘之後,我最掛心的是那群參與過運動、但卻沒人知道他們名字的學生。他們穿著校服在金鐘佔領區讀書溫習,他們很乖,都很純。年輕人單純地以為甚麼事一做就有結果。有許多人為了「佔中」跟父母鬧翻了,運動過後,如何面對這種撕裂?他們不被重視,沒人知道他們的名字,對於自己做過的,他們會怎樣想?他們會否對突然結束的運動感到疑惑?有人能為他們解惑嗎?好像沒有。我惦念這群人今天的心理狀態。 (閱讀更多)
極少現身公眾場合的鍾曉陽,她的名字首先出現在中學教科書,《停車暫借問》,十八歲的首作恍如傳說。2014年,《哀傷紀》出版,她的名字又再出現,透過訪問文章又知道一點她的事,不多,而鍾曉陽始終包覆在一團謎霧中,直到今天,她坐在我面前。 (閱讀更多)
小:愛一樣東西是很難用幾句說話來交代的。我今年已經七十九歲了,我生於斯、長於斯,在這裡沒受過甚麼不必要的苦楚,反而得到很多好處。我在這裡接受教育,懂得獨立思考,可以自由地讀很多書,生活得很安穩,這些我都是感恩的。對於一個長我育我的地方,我覺得我應該回饋她,而回饋她的方法就是去愛她。當然她還有很多缺點,但我們愛一個人的時候,也會容忍其缺點,或是希望用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她洗去這些污點。我不知道是否做得到,但我愈來愈覺得,如果有能力的話,盡力而為,想辦法做些幫助她的事。 (閱讀更多)
黃仁逵最終沒有入戲院看《水底行走的人》。「甚麼才算紀錄片」,又或「甚麼才是創作」的討論,陳安琪並沒有與他達成共識。電影由對「妥協」不同的標準開始,以對「追求」的不同理解結束。這樣一套看似「不合作」又「不信任」的紀錄片,有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角力,也有兩個老藝術靈魂互相了解的過程:因爭辯而圓滿,因意外而顯得與別不同。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