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11大地震屆臨12周年之際,日本藝文評論家川本三郎睽違3年再次造訪台灣,除了與作家朱天文進行《悲情城市》專場的映前對談,另一行程則是在紀州庵展開個人座談會。
持續筆耕逾40年的川本,出版過至少50部作品,引進台灣的雖然不到10本,但每一部都受到讀者熱愛及好評。當現年78歲的川本身穿米色西裝外套緩步走進座談會場時,現場雲集的藝文人士無不眼神發亮。本活動口譯者是太台本屋的黃碧君,由擔綱主持的新經典文化副總編輯梁心愉,引介川本身為藝文評論者的職業生涯及在台出版的代表作,川本則藉此機會回顧東京生活、與妻子的旅行及飲食回憶,以及311災變對日本社會的影響種種。有溫馨有歡笑,有傷感也有知性的評論。
身為藝文評論家的川本說自己「只評論喜歡的作品」,他最廣為人知的事跡即是率先公開推薦村上春樹。
川本與村上最初是在爵士酒吧Peter Cat結識,後來在報上看到他得了新人獎,才開始讀他的小說。川本說,「不過,當時最知名的芥川獎作家不是村上春樹,而是村上龍,也是戰後出生的作家。村上龍得獎後,年輕作家就像雨後春筍冒出來,其中一位就是村上春樹。」
川本表示,1970年代末日本正處於世代交替,二戰後出生的人口數超越二戰前出生人數,這也反映在寫作形態的轉向。從前作品「濃稠、現實」,著重探究個人、政治與社會的關係,而村上春樹的作品雖然也奠基在庶民生活和現實世界,卻有著奇幻、魔幻的描寫,川本認為「這指向社會的轉變。」
1992年,川本第一次來台灣旅行,距今已30年。當時他與妻子惠子在日本一起看了侯孝賢的電影,尤其對《悲情城市》印象深刻,憶起日本戰後艱苦的成長歲月。此外,惠子發覺侯孝賢跟川本長得像,感到十分親切,倆人於是決定來台灣旅行。
初次旅途中,親切的餐館老闆娘請兩人寫下姓名,夫妻分別「冒名」寫下文學家「澁澤龍彦」和「與謝野晶子」的名字。川本眉飛色舞地回憶:「本名筆劃很少,這樣太不酷。台灣是漢字的國家,名字筆劃很多,大家應該會嚇到!」老闆娘看了果然問:「原來日本人會取筆劃數那麼多的名字?」訝異的反應正中夫婦倆的下懷。
在《現在,依然想念妳》書中,川本記錄了惠子認為一生中最棒的旅行,就是一起到台灣。「這個回憶對我們來說,很特別也美好,新經典出版了我的書後,每次來台灣都像見老朋友。可能也因為台灣經過了複雜、讓人難過的歷史,對於外人的包容度、親切感都跟日本人很不一樣。」後來,川本夫婦如願見到侯孝賢,川本與侯導後來更成為意氣相投的好友。
《少了你的餐桌》彙集了惠子癌末時,川本接到邀約的專欄文章。梁心愉說:「川本原來想寫跟太太之間生活、做菜的種種,但寫著寫著發現,關於飲食的回憶,充滿不只一位重要的人,所以推出中文版時,我們故意用了不是女字旁的你。」
這本書的前言提到:「吃與回憶同在。」戰後出生的川本,成長時物資條件相對匱乏:「一塊可樂餅就是很奢侈的享受。比如說像納豆切碎的咀嚼感,對我來說是飲食生活的基本。」現場還談起夫婦倆為納豆爭執的小故事:「惠子會做很多新穎的異國料理,可是我每次都不太吃,最後還是拿出納豆來吃。惠子就很生氣,為什麼我要學做那麼多菜?」川本微笑。
遺憾的是,與川本相伴35年的惠子,2008年不敵病魔逝世了。此後川本搬到從前夫妻倆經常在清晨散步的善福寺川沿岸附近,迎接老年。至今,每逢亡妻的月命日,川本就會到惠子的墳前探望,一面吃帶去的便當。
《然後,明天繼續下去》記錄了摯愛妻子離世後川本的一人生活,也談到311事件。
那天,剛結束座談會行程的川本搭地鐵時遇到地震,大眾運輸停擺,人們盡可能彼此支援,川本花了4小時才到家。川本寫道,「地震奪走人命、文化等一切。311以前和以後,世界完全改觀。身為寫作者的我變得若不想到那件事,就無法再談些什麼。」
川本現場表示:「311算是二次大戰後日本經歷了一次很大的國殤。」感謝台灣援助之餘,也對於日本政府重啟核電廠的政策感到失望:「為什麼還要重蹈覆轍?」回顧近年的天災人禍,他以「物哀」(物哀れ,もののあわれ)回應:「物哀就是指人生非常無常。日本地震與天災非常多,因此懷抱無常的人生觀。」
《然後,明天繼續下去》前言引述對梅.薩藤 (May Sarton)的《獨居日記》:「我能做的事,說起來不過是繼續活在每一個瞬間,每一個小時之中——餵鳥、整理房間……就算無法在內心建立起什麼,至少能在我生活周遭,創造秩序與和諧。」川本深感共鳴表示:
「對一個即將70歲的人來說,『創造秩序與和諧』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情啊!我不太想在這裡主張什麼,只想在獨居中繼續挖掘微小的喜悅。日本311事件之後,我也以這樣的心情持續寫作著。好像是費里尼的電影吧,有句話意思是說:『比起生活不如更喜歡回憶。雖然,那終究是同樣的事。』」
無常的不只有環境災厄。兩位曾對川本雪中送炭的重要前輩,井上廈與丸谷才一,也在兩年間相繼過世。
川本在《然後,明天繼續下去》中記載:「1972年,我因公安事件被逮捕時,四面楚歌,只有一個人還在週刊雜誌上幫我說話,那就是井上先生。辭掉朝日報社工作之後,很多人認為『你切斷與朝日的關係,就等於切斷我們之間的關係』,只有井上先生依舊不變地和我來往(還來參加我的結婚典禮),鼓勵我繼續寫作。」
丸谷才一分別在惠子的葬禮與井上廈的告別式致詞,沒想到2年後也撒手人寰。平時嚴厲的丸谷,在《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出版後率先寫書評支持,讓原先擔心被圍剿的川本感念再三。丸谷評述:「怎麼看都是愚行和失敗的紀錄,然而正因為如此,是文學性的。」
什麼是公安事件、失敗的紀錄?這跟50年前的事件相關。27歲,時任《朝日新聞》記者的川本,秉持著新聞倫理,不願對警方供出行刺自衛官的受訪者,並將受訪者提供的犯罪證據,透過朋友處理,犯下刑法104條湮滅證據罪。
「1972年我被埼玉縣警察逮捕,因湮滅證據的嫌疑。前一天的八日,某報紙刊登對《朝日雜誌》記者發出逮捕狀報導了。」《我愛過的那個時代》這麼寫。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拚命地想忘記「那個時代」,因為發生了太多負面的事,所以不願意去回想,而且大家都認定那是一場噩夢。許多示威遊行、暴力內鬥、政治挫折、死亡……(略)當下存在著「溫柔」的悖論。「我們」在戴頭盔和持棍棒的「暴力學生」中看到真正的「溫柔」,在高舉「反對暴力」常識性標語的「一般學生」和大學當局,或媒體和輿論中反而看到暴力。——《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現場播放的《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影片,出現了1960至1971年間最具標誌性的日本社會運動或大事件影像:安保抗爭、三里塚鬥爭、全共鬥東大安田講堂、三島由紀夫切腹自殺、朝霞自衛官殺害事件。看著螢幕上撲面而來的歷史寫真,川本三郎不禁哽咽落淚,一句話也說不出。
在讀者上前遞出面紙時,主持人梁心愉低聲說:「這些畫面川本老師看到一定會覺得非常難過。畢竟他從那個時代走來。這幾年,我們看到日本也好、台灣也好,很多人為理念行動。這本書在台灣出版至今10年了,一直都有新的讀者,一直打動不同世代,這是川本老師給我們非常好的禮物。」
川本緩和情緒後,抱歉地說:「過了50年,我回想起來還是覺得非常揪心、心痛。」1960年,東京反美、反戰學運浪潮興起:「那時覺得要盡量跟學生站在一起,一心只有這樣的信念。」記者身分使他僅能待在安全處旁觀、記錄抗爭,內心充滿掙扎:「我覺得記者這個職業,應該去揭露社會的不公平,應該站在反對權力跟體制的位置。回顧那時候,至少我是很熱血地去做這件事……」川本說到落淚,現場響起同理的掌聲。
川本曾寫下觀看自身經驗改編電影後的心情:
看了山下敦弘執導,向井康介編劇的《革命青春》試片。這是1988年出版的拙作《我愛過的那個時代》改編成的電影。是我在《朝日雜誌》時代經歷的挫敗故事。看到自己黑暗的過去拍成電影,雖然很高興,但同時,因為情節沉重而難過。我把這件事告訴《我愛過的那個時代》改版復刊的平凡社日下部行洋先生時,日下部先生說:「川本先生二十幾歲時的『個人經驗』,已經以『具有普遍性的故事與文學』獨立出去,離川本先生本人很遠了。」這句話讓我鬆了口氣。那個時代,全共鬥的標語中有一句「追求連帶,無畏孤立」。我因為有過被逮捕、免職這種獨特經驗,之後一直「孤立」著。跟人見面時也會想到不知何時可能再遭人背叛,而經常不安,不怎麼與人深交。看過電影之後,我知道事情並不是這樣。想到在長久被「孤立」之後,終於到來的「連帶」感,覺得胸中堵得滿滿的。——《然後,明天繼續下去》
川本曾說過:「事件之後,我只看失敗者的故事,因為失敗者的人生不一定是失敗的。」梁心愉對此回應道:「這是老師自己的人生經驗,也是給我們後輩非常大的激勵。謝謝老師當年做的事,他今天的眼淚、難過,我想大家都感同身受。」期許台灣讀者與川本之間,也持續有著這樣的連帶。在溫柔的悖論中,選擇真正的溫柔。
(文章授權轉載自「Openbook閱讀誌」,原文連結: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7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