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文學館主編的《樹心邊．新蒲崗》，旨在結集新蒲崗區內樹與人的故事，惟成書不易，原定今年 2 月出版，幾經延期之後，終於在年底面世。書中邀請了多位本地作家及新蒲崗街坊參與，既有新舊兩代人，有本身並非居於新蒲崗的作家，亦有素人初次執筆投稿，圍繞「住、做、食、玩」的範疇，共同勾勒新蒲崗的社區日常。《樹心邊．新蒲崗》除了具備嚴肅的地區史料查考，亦見抒情的文學隨筆與街坊見聞，此外還有另一特別設計，將書衣打開，便可發現內裡是一幅由版畫家何幸兒繪製的新蒲崗樹木地圖。

時至今日，恐怕新蒲崗直接會讓外界想到一幅工廈林立的街景，卻甚少與盤根錯節的樹木串聯在一起。然而樹木從未離開過幾經時代變遷的新蒲崗。《樹心邊．新蒲崗》的出版，正好是一個擴闊社區印象，讓人重新認識此地的機會。編者鄧小樺、作者之一唐睿，以及籌辦「樹影生活節」的盧樂謙，三人趁著新書發佈會，便以區內老樹為索引，與讀者談及新蒲崗鮮被察覺的多元面貌。

昔日的影視娛樂城

曾住在鑽石山一帶，熟悉新蒲崗社區發展的唐睿提到，此地作為工業區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戰後五、六十年代：「當中必然有許多地理因素。首先，是新蒲崗鄰近舊啟德機場，而且距離九龍灣碼頭亦不遠，鑽石山一帶更曾經用作皇家空軍機地，可見周遭的航空業、貨運業都相當發達。」

但工業區從來都不是新蒲崗的全貌，而只是它的其中一半。唐睿指出，對年輕一代來說，新蒲崗曾有著刻板印象以外的另外一面。「其實新蒲崗擁有過大型戲院、遊樂場，甚至還有一間製片廠。」唐睿續說：「當年隨著工業區冒起，勞動人口漸多，而且他們又有經濟能力，下班之後需要到鄰近地方消遣，所以新蒲崗一度有意拓展和轉型為影視娛樂區，在鄰區鑽石山新落成的商場，甚至也因此被命名為荷里活廣場。又譬如說，當時最豪華的麗宮戲院，其實不是在銅鑼灣或尖沙咀，反而是在新蒲崗。」於 1966 年開業的麗宮戲院，全院滿座可以容納三千觀眾，曾經開創先河，是香港歷來規模最大的戲院，到 1992 年結業之後，麗宮戲院位於彩虹道的舊址，已變成如今鄰近工廈區的越秀廣場。

昔日風光一時，具備天時地利人和等優勢，甚至有望發展為「城中之城」的新蒲崗，但隨著時代和城市規劃的改變，這一切都成為了舊街坊的童年往事。唐睿憶述：「用今日角度，你是大概無法想像，原來鄧麗君來香港就是在這裡登台，李小龍會開著跑車經過，但對我來說那是香港最美麗的時期。」

樹與城市規劃

於《樹心邊．新蒲崗》一書，唐睿以衍慶街的高山榕為題，寫出了新蒲崗三代父子的離離合合。新蒲崗經歷巨變，或許在每一代人眼中，對街上景物都有迥異的記憶。唐睿認為，樹、人和城市規劃，三者的關係總是互相影響。「到底是先有人，才有城市規劃？還是先有城市才出現人群？」而答案可能是最先有樹。

「在傳統社區發展之中，樹象徵著人們聚集、或失散之後相認的地點。」唐睿解釋道：「有樹的地方，本身便可以聚集人，而老樹紮根下來，由於不易移動，後來的發展需要作出遷就，有時它亦左右了城市發展的佈局。」

鄧小樺則有感而發，從而提到香港新舊社區的風景落差。「因為最大差別往往不在於人，而是樹。」鄧小樺形容：「你只要觀察樹的生長狀況，就知道這個社區的歷史。」人要從舊社區搬移到另一個新社區，其實並不困難，但十年樹木，要在新發展的社區植樹卻非朝夕之事。只不過為了配合香港急進的城市規劃，往往只能以取巧方式，從其他地方拔走樹木，再強行移植過去，徒有大樹而沒有根，變相營造了虛假的社區記憶。

「那些樹的生長情況是非常慘，很不健康。就是因為在這個地方紮根得不夠深。」而樹本身，鄧小樺語帶唏噓，或者就是香港的城市隱喻。

當然，新蒲崗不僅有衍慶街那棵歷史悠久的高山榕，翻開書中的樹木地圖，還有舊啟德遊樂場旁邊的木棉，景福街的石栗，各種有如地標的老樹，均見證了新蒲崗不同年代的變遷，除了由盛轉衰的影視娛樂重鎮，或今日工廈林立的格局，其實新蒲崗亦深深種下了文藝的根。近十年來，許多香港文學雜誌及機構（包括香港文學生活館現址）都相繼於新蒲崗落地生根，除了因為工業區租金廉宜，另不可遺忘的是，新蒲崗本身也有一段漫長的文學脈絡。

鄧小樺笑言，文藝青年要活得貼地，第一個需要「落區」的地方，從來都是新蒲崗。香港作家也斯便寫過一首〈新蒲崗的雨天〉，記述他最後一次回到位於新蒲崗的《中國學生周報》編輯室。事實上，過去大半個世紀，許多從事文藝工作的編輯、記者和作家，都曾經在新蒲崗實實在在的生活過，唐睿又補充道，在新蒲崗這個糅合了工業、娛樂與文藝活動，各佔一隅的社區佈局，其實也一度讓文學、閱讀變得相當「接地氣」：「曾經在工廈之中會有租書店，畢竟當時的娛樂消遣活動有限，許多工廠工人會租言情小說。」就如鄧小樺所指：「新蒲崗留下了詩，也留下了許多文藝的足跡。」

以文學連結社區記憶

《樹心邊．新蒲崗》的出版計劃，用意之一就是透過樹木書寫，重新建立新蒲崗與文學的淵源。多年來一直從事社區工作的盧樂謙形容，「社區」並不是新概念，過去一直都存在，只是形式不同。正如唐睿所指：「過去要凝聚民間力量，多數是在士多、茶餐廳，或透過諸如在盂蘭節盛會。」盧樂謙笑言，社區工作不單單是要凝聚居民：「要聚到很多人，其實並不難。你只要把電視機推出來便會有人。問題是當你可以凝聚到街坊參與，又可以做什麼？」

「在傳統上，社區組織的關注點偏向較為實在的事，即是圍標、業主立案法團那些。」盧樂謙續指：「但要進一步從社區轉移到『社群』，也就是從實務轉變為一些知性、身份上的論述，文藝活動在此便佔了重要的位置。我們想令文學在社區活動中的參與度有所提升，因為文學可以為社區創造一個新的空間。」

惟盧樂謙坦言，這種論述今日常被濫用：「這很容易會落入仕紳化的想像。」觀照今日新蒲崗的轉變，隨著社區氛圍的形成，不但陸續有高級 cafe 開業，甚至出現了過去少見的豪宅公寓。

「常見的說法是因為有很多高級 cafe 出現了，所以有人會批評這個社區變得很仕紳化，但到底是什麼原因吸引這些高級 cafe 進駐？反過來說，是政府的社區規劃有意令這裡變得仕紳化。」同樣道理，放在文藝與社區的連結上，如盧樂謙所強調：「到底我們是來推動文藝還是利用了文藝，雖然概念相似，但實際上並不一樣。」

鄧小樺打趣說，《樹心邊．新蒲崗》的出版初衷，可能正正就是捨易行難，不想以簡單的文藝形式騎劫社區生活：「重點永遠是在這種連結之下，會不會有人真的投入創作，有沒有生產到新的作品。」當知名作家與老街坊，上一代與年輕一輩的香港人，以文學及紀實作為真誠不離地的交流，《樹心邊．新蒲崗》才能成為整個社區發展的註腳。

起初估計《樹心邊．新蒲崗》的發佈會較受傳統書迷歡迎，詎料出席活動的讀者之中，不乏在新蒲崗長大的居民，他們對自己土生土長的社區將如何被文字紀錄及刊印，都抱有相當的期許。有從小便生活在新蒲崗的讀者表示，多年來明明每天都經過同一街道，然而對那些樹木的位置及品種，居然印象模糊。

而這一切，便如盧樂謙的總結：「以前這些只是很微不足道的事情，但在今日，可能為它們留下紀錄都變成了很重要的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