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悟空取西經，離鄉別井一步一艱難，內心會否覺得累呢？悟空心裡苦，但悟空不說，然而，北上內地執導了好幾部《西遊記》的鄭保瑞，說自己走到累了。內地波譎幻變的電影市場，加上通俗的合家歡商業操作，彷彿磨蝕了當年拍出《狗咬咬》、《怪物》和《軍雞》那個離經叛道，挑釁處處的香港導演。年屆五十知天命，鄭保瑞不只想找回自己，「是想找回當日為何你會如此喜歡電影，為何一頭栽進去便走不出來，那種電影帶給你的魔力。」他說。

不再取西經的鄭保瑞，回到香港 —— 新作《智齒》所描述的南方潮濕都市。垃圾為患的廢都之上，鄭保瑞在後期製作做了個大膽的決定，將整部電影的色彩拿走，黑白之間，只剩下他電影世界的本色，暴力、殺戮、仇恨、死亡與救贖。

打脫智齒，重探人性之惡，鄭保瑞回來了。極樂太遠，或者孫悟空從未放下過花果山。

一半抽離、一半寫實的垃圾之城

《智齒》改編自中國作家雷米的犯罪心理學小說，但「改編」幅度頗大，原著本是圍繞任凱（李淳飾）這個良心警察的心路歷程，鄭保瑞形容是很典型的故事結構：「當一個黑白分明的警察，踩入了灰色世界，從而令他這個 Outsider（外來者）有所改變。」然而，他對故事中斬哥（林家棟飾）與王桃（劉雅瑟飾）這兩個角色更有興趣。「他們這一段關係令我有很多幻想，而且本身在雷米小說中有較多的留白，那個空間令我和歐健兒（編劇）很想繼續發展，將它填補。」

當然，更多細節不在於角色，而是整個香港的地貌重構。電影雖予人感覺魔幻，卻是實地取景於香港周遭常被忽視的斜坡窄巷，在抽離與異域化的同時，反而有著寫實的情懷。鄭保瑞解釋：「我是故意將很多垃圾放在香港一些大家都熟悉的地方，放大了感覺，令人覺得它並不真實。但觀眾看到畫面都覺得臭，充滿垃圾的這個氛圍，其實是我從小在深水埗、旺角長大，它們帶給我的深刻印象。」

鄭保瑞接著說：「我由澳門一個漁村仔，生活好寧靜，但來到香港，還記得一踏出旺角地鐵站，突然覺得這個世界原來那麼癲，為何會有那麼多人、那麼嘈雜？這亦契合《智齒》所描繪的南方都市，原著小說沒明確交代故事發生於南方一個怎樣的都市，只提到是在潮濕、悶熱，滿佈垃圾的都市之中，有一群拾荒者。」

「當然，大家都知道今日香港並非真的這樣子，只是我們再後退了幾步，譬如將所有街名抹走，將警察制服、警車全部變成我們自己需要的模樣。是有些人會覺得奇怪，第一個就是游乃海（兩人同為「銀河影像」核心成員）。他即時問我，警察制服是這樣的嗎？」鄭保瑞笑言：「是的，因為所有設定都是我們自己做。」

《智齒》不但拿走了電影的色彩，也好像拿走了所有能夠辨識香港的線索，但他解釋，並非想要澄清、或營造一個不是發生在香港的故事：「你避不到的，大家都一定知道，這個故事就是發生在香港。反而在拍攝過程中，我不斷反問自己，香港電影還有什麼可能性。當我們在香港拍戲，我們有沒有本錢創造另一個世界？又或者能否將兩個世界結合，帶出一些新鮮感？」他想了一下，續說：「是有種似是而非，既真實但又好像魔幻、抽離的感覺。但對電影、或者對香港電影也好，我就是希望觀眾用一種不同的眼光去看。」

在商業中迷失，不記得當初為何做電影

鄭保瑞是其中一位北上投入合拍片製作的香港導演，卻也是當中極少數選擇回流南下的人。在《智齒》影後座談中，鄭保瑞便提到，當時身在內地拍攝《西遊記》續集期間，突然有一股想回香港拍電影的衝動。

過去十數年，許多香港導演都在內地拍過以《西遊記》為主題的電影，周星馳、徐克、郭子健、鄭保瑞。取西經，像一條名成利就的必經之路，對創作來說，卻可能是逃不出的一劫。訪問之中，鄭保瑞亦坦然承認：「到底《西遊記》跟我有沒有關係，我覺得、或者很多人都覺得，是沒有的。由第一日拍《西遊記》已經被人鬧，鬧到今時今日。但電影導演是我的職業，我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想賣的是什麼。」

「作為在香港長大的導演，有時會懂得將自己放得很後，你是有一些作品風格，但不可能放進任何類型作品都那麼突出，譬如有些 family movie、popcorn movie，就是要你不太看到創作者，別阻礙觀眾，那你就要後退。」稍頓，鄭保瑞說得有點唏噓：「這幾部戲，對我來說是有成長的，只不過說到電影技巧和創作方面，真的不是有太多幫助。反而到了某一個位置，你會覺得累。」

他承認，在內地拍《西遊記》一集接一集，但拍到第三集中途，已有少許疲態。「我不會停拍商業片，畢竟我就是拍商業片長大的。我也可以預見，如果繼續拍，有人會繼續找你拍，但有時會覺得，死喇，好像不記得自己當初為何要做電影。」鄭保瑞笑道：「所謂『初心』呀嘛，是很老土。但那一刻，我確實很想拍一部比較 personal，有自己想法的電影。也希望告訴自己，要找回那個感覺。所以就開始了《智齒》這個計劃。」

故事之中，任凱丟失了配槍，遍尋不獲，良心警察逐漸失去了理性。鄭保瑞卻反而在黑白廢墟中拾回自我，以及對電影的熱情。

當然，另一個比較現實的原因，是《智齒》小說版權已經買了好幾年，即將到期。「我也知道自己再不拍，就沒機會再拍。」鄭保瑞如是說。但當然，言下之意未必只是講版權。

從《狗咬狗》到《智齒》，不只風格回歸

對《智齒》的評價，可能離不開幾個關鍵字：黑暗、暴力、血腥。消失多年的鄭保瑞，曾一度因為商業考量而往後退的電影風格，如今再次一往無前，展現得淋漓盡致。但跟十多年前奠定鮮明黑暗美學的《狗咬狗》和《軍雞》相比，在內地兜了一個圈，輾轉回到香港，鄭保瑞在創作上卻有了許多改變。

「當日《狗咬狗》是靠一團火、一陣衝動就去。拍得好快，由構思劇本到完成拍攝，都只用了半年時間。它是幾能夠代表當年的我，但你並不了解是否可以一直這樣做，而它又是否代表自己的能力？」鄭保瑞淡然說：「其實未必的，那只是一種直覺。」

來到今日的《智齒》，他形容自己比起《狗咬狗》會多一份考量：「今次我們不是即刻拍完、即刻剪起，反而攤得很長，會用比較多時間沉澱，再去看這部電影，找更好的方法。」拍完一年，鄭保瑞剪了幾個版本，都未滿意，反而決定補戲。「補了三四日戲，又再做後期。然後到最後階段，決定由彩色變回黑白。」

「有很多觀眾會問，如果電影一開始就用黑白拍攝會否更好？我反而不覺得。由彩色變成黑白這一步，在創作來說是電影的成長過程。就是要去到那個階段，經過許多次嘗試之後才會發生。」《智齒》漫長的製作過程，從一再推翻、扣減到完成，都印證了鄭保瑞的心態轉變：「以前拍電影我是比較倚賴即時感覺，當然做創作大部份都是靠直覺的。但直覺之後，現在會再思考那些是不是你真正需要的。」

鄭保瑞接著說：「就算作出了這個決定，我都仍然反問，為什麼要變成黑白？因為會害怕是『霎眼嬌』，已經對住它剪了三年，造了那麼多版本，突然有一些新畫面，就當然覺得新鮮。但黑白代表什麼，首先要說服到自己。」

電影另一考慮良久的地方，是結局的鋪排。雖則坊間一致認為《智齒》是鄭保瑞再次回歸《狗咬狗》暴力美學的重要作品，但比對收結的方式，兩部作品恰恰相反。《狗咬狗》縱然血氣方剛，最終卻以新生命的來臨，寄喻了未來及希望。然而，《智齒》的最後結局，有人會覺得絕望，但有人看到希望。鄭保瑞坦言：「是幾代表到我現在 50 歲人的心態。性格無得改，大家都會覺得我的電影離不開血腥、黑暗呀。但你年紀愈大，愈是明白到有些問題你無法解決。」

「還記得拍任凱的最後一場，他有句對白，說斬哥已經原諒了你。但我現場見到的是，他說完之後站起身看著王桃，我覺得那一刻他講大話。可能斬哥從沒說過，又或者他根本什麼都聽不到，但以這個角色的性格，他知道對方需要這句說話，讓她可以幻想斬哥最後原諒了自己。」頓了一下，他反問：「但又是否代表這個 trama（創傷）已經解決了呢？」

「以前我會信，相信有多艱難都好，都真是會變好，就像《狗咬狗》最後我是一定要拍到小孩子出世，已經拍了一整部黑暗的故事，就是等一下曙光。《智齒》的王桃亦一樣，她是死不放棄，寧願死都想得到對方原諒。但她就是因此將自己推向地獄。」鄭保瑞說：「現實有時就是如此殘酷到難以置信。」

放在電影裡各種人性的矛盾和無奈，其實亦是他近年對現實世界的感悟：「以前怎說都算是有希望，但你慢慢看得這個世界愈多，你愈發現自己改變不了。很多事情，原來就是解決不了。一加一原來真係唔會等於二。」他說：「尤其自從我有了小朋友，而這個社會又發生了那麼多事，有時望住新聞，都不知道如何跟孩子解釋。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你要如何表達？而且你又會害怕，怕不小心將自己的觀點放在下一代身上，影響了他們。那不如等他們自己去找答案。」

轉念一想，鄭保瑞說回電影：「都不是說做任何事情都沒意義，一定改變不到，但你某程度會氣餒的，直到這一刻我都不知道自己交出這個結局是否正確。交給觀眾去想吧。」

（攝影：Nick Lui）

已消失的香港風景

「我想自己在三十歲之前，都不曾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十多歲從澳門搬到香港生活，鄭保瑞跟《智齒》的任凱一樣，曾一直認為是這個南方城市的 Outsider。做了幾年電影，鄭保瑞開始會想自己作為香港導演的身份。但他形容，這個身份亦不斷轉換，尤其回到國內拍戲，當中產生了更多變化：「像現在許多人的疑問，究竟我們是否香港人，到底還有沒有香港人，又或者怎樣才叫香港人、中國人……諸如此類。要說跟以前最不同的地方，可能是香港人的心情。」

「你隱隱會覺得，它是對你很重要，不是隨便放得低的身份。現實中有很多事情是你控制不到的，但心態上，反而在這一刻，已經歷了那麼多，你更實在覺得自己就是香港人。」當不少人慨嘆舊日不再，今非昔比，鄭保瑞再次回到香港拍電影，而電影的最後一段，就是在早前拆卸的觀塘裕民坊舊址拍攝，一個如今已不存在的香港風景。在鄭保瑞心目中，卻是一整個香港的縮影：「很喜歡這個組合，一邊是個新的商場，但另一邊是舊的，中間隔著一條鐵路，城市就是這樣一直在運轉。」

「其實香港的改變一直沒停止過。在香港，拆嘢就必然的，所有事物都留不低，這些不是我們第一日知道。」鄭保瑞忽然說：「以前經常覺得香港那麼小，拍來拍去都是那些地方，但離開了那麼多年，今次回來拍電影我是開心的，而且很新鮮，原來自己以前未看清楚香港，還有很多有趣的風景是大家不願意去拍，你踩深一些，其實就會看到。」

（攝影：Nick Lui）

下一站：九龍城寨的最後歲月

這一年，並非只有《智齒》，還有包括《狂舞派 3》、《濁水漂流》和《手捲煙》等幾部本地電影，幾乎都以邊緣社區的異變，觀照了整個城市佈局的改變。「它未必會成為主流，但或者大家都開始走這一步，尋找不同方法去探討這個題材。」正如《智齒》過後，鄭保瑞的下一部電影可能仍然留在香港，又正正是一個已經消失的香港風景：九龍城寨。

無可否認，九龍城寨是個拍到太爛的概念。許多香港電影甚至電視劇都拍過，然而鄭保瑞的視點並不一樣。「過去好多人拍九龍城寨都是說它三不管，有很多黃賭毒，有三教九流聚居，大家都習慣這樣去描述九龍城寨。但我想呈現的是 1984、1985 年之間的九龍城寨。當時香港同樣經歷著一件重大的歷史變化，就是剛剛簽訂《中英聯合聲明》。」

鄭保瑞接著說：「我和歐健兒做了很多資料蒐集，有了個新方向。當日的城寨已不再是我們想像中的三不管年代，在那個年代已經沒什麼黑社會，因為香港遍地黃金，所有人都離開城寨出外賺錢。甚至許多人都覺得九龍城寨早就應該要拆，人人都想改善生活環境，想盡快上樓，想自己的下一代不如離開，出去闖一闖。」

按他形容，適逢政局劇變的八十年代，九龍城寨慢慢開始有了奇怪的轉型：「那些在外面討不了生活的人，唯有躲進九龍城寨生活。因為它夠便宜，有很多黑市工作，讓你能夠生活一陣子，是一個給人們在絕境下唞一唞氣，然後再走出來的地方。」

說來哀傷，讓香港人在絕境下唞一唞氣的地方，早已不復存在。又或者，它保留、或重建於電影世界裡。

誠如鄭保瑞所說：「其實創作是一定會反映當下，就算拍《智齒》時未爆發社運，我們想做一個抽離的世界。但最終大家還是會注意到，電影裡有一些我們即將失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