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垠的根：《好好拍電影》與香港身份
影評 | by 藍筠雅 | 2021-03-23
文念中的《好好拍電影》從她的生涯、經驗中書寫了香港。當提及到許鞍華的電影，總是強調她筆下對角色細膩的刻畫，以及當中的人文關懷。但在社會議題與人文精神以外，電影更挖掘她在香港長大的童年，與祖父、父親、友人在於古詩、武俠電影與文學的淵源。電影中由起始不斷穿插《客途秋恨》的鏡頭以貫穿整套電影，當中具現的是充滿愁緒及流離的身份。首先，從客途秋恨的再現及意義說起，客途秋恨原為南音（即粵調）曲目，始在清末，也流行於香港及珠三角地區。此外，客途秋恨曲中內容本為一個窮書生繆艮與妓女麥氏相戀後，書生又因要踏上旅途離去，又無法替麥氏贖身，唱其愁離別緒、唏噓及悽怨，這亦是地水南音之特色。從客途秋恨的背景（context）放置在電影中，尤其在文學或電影也常以妓女身份隱喻香港的流動與「不純」。似乎呈現香港在歷史脈絡中的文化身份。而如何界定南音曲去尋身份？是香港、廣東抑或是中國呢？從曲中妓女的顛沛無家、電影的《客》中影射許鞍華的香港女子的尋「家」。她出生於中國東北、五歲前在澳門，童年時就站在祖父身旁琅琅上口的念唐詩，及後在香港長大，又到英國修學，母親是戰後其父在滿州國邂逅的日本人，複雜的文化、地域、政治，以至國族的身份在看似普通的香港家庭下體現。當我們不斷為本土電影護航，而通過電影的回朔返尋覓的「根」，卻帶我們到過不少的異域，同時又滲透着不少傳統中國文化的內涵。許在電影中談母女關係的和解過程，從得悉母親是日本人後，方跳離民族主義的藩籬。
文念中展示了不論她的經歷或她的電影是如何注視各種夾縫，除了地域與國族：南北、中日；階級、家庭；又站在他者流徒、出逃等的異域經驗對映自身。從《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以及《傾城之戀》、《黃金時代》、《明月幾時有》，從清末民國、二戰、文革，總有這一片海港，卻與離散脫不清關係，也有如南音曲風一般的鬱悒、漂泊。從電影中可見這種聯繫不僅是國內的，香港這種包容力量不單是從「祖國」來借居的人，她能夠亞洲的、是世界性的。有如李歐梵曾提及到香港文化的「雜」性（hybridity），能夠處於多種文化的邊緣而又不受中心宰制。本來對香港的體認從來非單一，經過後雨傘、後國安法時代，無論是本土意識從冒起到基進，還是由上而下的強勢壓抑下，九七後的二十年，參與討論區中的移民議題，及各地海外華人紛紛組成的網絡社交平台專頁，新離散群又再度出現。當中卻不乏本土意識強烈的年輕一群，而離散與本土，純粹以土地的界線來說看似矛盾，但浮動的經驗特質卻讓兩者不必然衝突，香港脈絡的形朔就是不斷地變態：清末國境邊陲、被殖民、戰時淪陷、面臨主權移交、二度殖民。
但不論從難民三部曲還是依賴中國內地資金的合拍片中，用自己語言寫別人的家書，與香港的關係是永遠割裂不去的；從《男人四十》、《桃姐》展現香港／中國界線流動，香港家庭的生活面貌、社會不亮麗的那處、處於社會邊緣的人物和階層均在她寫實的電影風格呈現予觀眾。許鞍華在紀錄片中講述香港人對身份的疑問，曾決定「要豁出去做世界公民，而家又話要搵返本土文化。」但對她而言這種迷惑與複雜，卻又甚為重要。有如Abbas道出「香港故事總是變成關於其他地方的故事，彷彿香港文化本身並非一個主體。」那麼許鞍華就是在看似是中國主旋律的故事中、又或者從邊緣的他者角度中，作自我的書寫。
不論從難民三部曲還是依賴中國內地資金的合拍片中，她用自身語言寫別人的家書，但電影與香港的關係實在是割裂不去的；從《男人四十》、《桃姐》展現香港／中國界線流動，香港家庭的生活面貌、社會不亮麗的那處、處於社會邊緣的人物和階層，均在她寫實的電影風格呈現予觀眾。
即使許鞍華道出如此的提問，但在她的作品當中世界公民、本土文化也並非互相衝突。有如余燕珊指出在跨地域的電影中除了歷史脈絡中的地理界限（例如：滿清、民國、上海、日本、英國、澳門、現代中國）的意義外；還有人的身份諸如：難民、移民及移民二代、邊緣市民及鬼魂；與心理狀況：離散、鄉愁、喪失及危機。多重的邊緣及複雜的身份意識不斷在電影中進行協商（negotiation），而也同樣展現在她對家庭、人倫的價值觀，或多或少吸收了武俠世界中的義，又同時帶着中國文學的訊息。比起回歸東方傳統的二元論調，又或是一些論者指出電影劇情嘗試國族召喚去處理（文化）衝突，若然放下國族主義想象，觀望特殊香港環境及社會政策、制度，也遺留着多重邊緣下的社會問題。電影分別從移民至加拿大的許鞍華弟弟，以及側面記錄許鞍華與母親的關係並在當中插入《桃姐》中拍安老院環境的影像，反映他們對母親入住安老院的態度。又從電影《女人四十》中，飾演啊娥的蕭芳芳照顧患上認知障礙的老爺，同時面對家庭工作的雙重壓力的女性故事。我看到的，是在多個文化身份交集／交雜後，經過協商、調解（negotiated）後的倫理及道德之決定。而保留多重邊緣身份態度判批在本土的處境，與陳冠中先生提出經過反思的世界主義之態度是不謀而合的：香港就是多重身份、多重嵌入的根，雜種而非單純並列的文化交雜。尤如她的作品幾乎無一透過跨界地域、歷史時空（香港、民國、中國、越南、英國、日本）或政治及社會背景下紀錄邊緣的他者。當許鞍華決定拍攝《千言萬語》後，嚴浩勸說許別要再拍悲劇人物、「無人睇」。最後，引用許鞍華在《好好拍電影》的一句說話，「下，我覺得我嘅電影好有希望喎！」電影人舒琪在戲中評許鞍華作品裏的角色，通常會經歷到背叛，也許是國家、社會，或許是家人，然而角色怎樣從種種事件超脫，是角色的課題，也是香港身份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