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奇（黃色）》五十年後：未曾過時的激進

我第一次知道《我好奇（黃色）》（I Am Curious (Yellow)），是在香港 1970 年代的激進獨立刊物《70年代雙週》中對此作的介紹。首見於1970年6月1日出版的第八期，彼時《70》編輯相信「我好奇（黃色）一片，恐怕沒有可能在本港公映」，但據羅卡在今年11月1日的映後談中回憶，當時由外國人組織的「大會堂第一映室」（Studio One）最後亦取得影片在香港作有限度放映。對於1970年代的香港文藝青年而言，《我好奇（黃色）》大概是一部傳說中的禁片。


《我好奇（黃色）》成片於1967年，比姐妹作《我好奇（藍色）》（I Am Curious (Blue)）早一年。《我》影片風格明顯受到法國的影響：電影中時有不同字幕介入，包括不同反抗方式與政治名詞、甚或是中段的定格「大抽獎」，都如新浪潮主將高達對布萊希特「間離」效果在電影形式中的實踐；大量街頭訪問，拍攝者、訪問者與被訪者同在實境，參與發問與互動，又與1960年代初由尚胡許（Jean Rouch）的「真實電影」（Cinéma vérité）在風格上遙相呼應。當然，風格是風格，內容孰真孰假，卻是《我》與觀眾的遊戲。

這部電影之「惡名昭著」、以至成為「傳說」之處，是它為整個當時荷里活為首的西方世界電影審查制度造成軒然大波。《我》的裸露及性愛場面，使之在瑞典鄰國挪威、芬蘭隨即被禁。當影片在1969年發行到美國，隨即受到禁制，更先在麻省告上法庭，最終在美國最高法院結案。電影首先因被指淫褻被禁止放映，後來被裁定並非淫褻，禁令被推翻。也正正是1969年，安迪華荷（Andy Warhol）的《藍色電影》（Blue Movie，英語意即「色情電影」）面世，當中的性愛場面亦令電影一度被禁。這一系列歷史的偶然，卻最後推動了多年來的「海斯法典」（Hays Code）針對性與裸露的部份被廢除，下啟美國電影尺度的革新、以至美國色情電影的盛世。《我好奇（黃色）》意外地成為了這系列事件的其中一個啟動點。

但也正如評論人紀登斯（Gary Giddens）在2003年寫的回顧文章 [註*] 指出，《我》的性愛場面、女主角 Lena 的肉體、以至導演 Sjöman 的立意都不是為了誘惑觀眾而存在的。性愛場面在《我》之中日常得彷如生活、但同一時間又相當符號化，最少不是「為色情而色情」。在 Lena 住家中的首場性愛戲，情人 Börje 與 Lena 情到濃時，卻首先佈置好房間的床墊、枕頭和床單才開始做愛！在瑞典王宮外的性愛戲，兩人沒有裸露但也互相挑情，更不忘剪入衛兵（還是扮演衛兵者？）的窺視眼神，也可算是對當時尚餘政治權力的瑞典王室的一種挑釁？當然後段也有性別角力，槍、女人與性愛的場面。與日本幾乎同時代出現的粉紅電影相比，《我》並不是剝削片的格局、也沒有日本粉紅電影常見的對極端色情暴力的展現和怒火。

然而那個年代會拍攝政治電影的人怎會沒有憤怒？即使北歐諸國以戰後福利主義聞名，但是社會各種不公、國際局勢的波譎雲詭，仍是《我》成片的當下，籠罩瑞典的陰霾。身處被外人視為樂土的北歐，Sjöman 以《我》寫下自己的宣言：以「真實電影」的風格包裝作真實街訪，問看似匪夷所思的問題。他們問：如果國防如像抗爭，都是「非暴力」的？受訪者說，「非暴力」代表的是「他們不會為信念而戰鬥」；兩名警察受訪，表示自己不懂何謂「非暴力」。以至製作者索性用偽紀錄段落，實踐「非暴力國防」的軍訓會如何發生此一思想實驗——在冷戰美蘇之間的北歐，這樣的做法根本不能想像，也未曾在歷史上發生過。另一問，在福利主義的瑞典，階級已經消除了嗎？受訪者又說：「我不談政治。」「我覺得沒有階級是不公平的事。」「穿起衣服，人就有階級；大家赤身露體，就再無階級了。」再問，男女真的已經平等了嗎？（《我好奇（黃色）》卻是一個自覺的性別角力故事）又，當時流行去西班牙旅行，支持西班牙旅遊業是不是等於支持佛朗哥獨裁政權？（在「良心消費」被系統化講述之前）

真真假假，也在故事敘事。導演 Vilgot Sjöman 與女主角 Lena Nyman，剛好飾演「導演」Sjöman 與女演員 Lena。鏡頭不時在故事推進過程中回頭拍攝「攝製團隊」（又是哪隊攝製團隊去拍攝製團隊？），不時的字幕介入畫面、電視綜藝風的「答中有獎」，不停提示「這只是電影」。而於是乎，那些街訪、Lena 的愛慾喜哀，都僅僅是「劇情需要」嗎？但是何為真、何為假？當我們用 Lena 的視角（假如真的有這麼一個視角）去看身邊世界，就會感覺到她的憤怒：她的憤怒多有來自身邊男性的虛偽軟弱。例如她父親，當年去西班牙反抗佛朗哥卻成為逃兵，以至於 Lena 在電影中看待時間的方式，是父親「逃兵後」紀元；「導演」與「情人」，貪戀 Lena 肉體、又或單純為了佔有的快感，卻自以為聰明又或道德去傷害身邊的人，而 Lena 自己「收集男人」卻不被容忍，實際在詰問性別的不公。

《我好奇（黃色）》放到今天再看，尺度問題已經不再是問題。當年《70年代》刊登《我》的評論文章，對此作極盡貶抑，以之為「噱頭」、「不堪入目」、以至「墮落」。直至這次放映節目的映後談，還是有很多觀眾提問圍繞裸露及性愛場面。然而在真實電影風格、加上間離敘事的辯證，對我而言卻揭示了更為真實的批判與情感：在剪接之後呈現的受訪者，想是 Sjöman 希望我們看見的聲音，他們是些甚麼人？鏡頭下的受訪者對階級不公不以為然，甚至在瑞典渴望更為大的階級差異——「要不然為甚麼要讀這麼多書？」在談及為甚麼一些人值得更高收入時，有受訪者說：何等熟悉！所謂「新自由主義邏輯」其實在它誕生前已經開始。新的社會「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主義」不是從無到有的。而面對佛朗哥獨裁政權的暴政與美好的渡假場所之間，瑞典受訪者毫無保留擁抱自己吃喝玩樂的權利，西班牙的苦難「與我無關」、同時責難問問題的人「想得太多」（「點解要搞Starbucks搞到我無咖啡飲？」）⋯⋯

「我好奇」，所以發問。我憤怒，所以每個問題，都是直奔人們習以為常的、以為牢不可破的社會統識。角色同時向自己發問：Lena 聽蘇聯大使為勞改營辯護，竟也感覺無法抗拒她的宏大說詞，自承不知如何反駁。電影發問無數，有些看似問得太早：電影成片於 1967 年，當年香港左派暴動、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正值最火紅時刻；法國 1968 年學運仍未發生，但越戰的殘暴也深入憤怒青年的眼內，就似 Lena 床前，充滿美軍在越南暴行的相片。而越戰引起國際轟動的「美萊村大屠殺」，在《我》面世後方才被揭發。多少真相、多少暴行，卻年復一年被掩蓋、被毀證，殺人毀屍、無從追究，所謂真相。

這所有的情感，竟使我感覺彷似在五十年前的瑞典看到 2019 年的香港。在更為暴烈、暴政更加微觀而無孔不入的今天，我禁不住自己的浮想：在這個世道之下，香港會不會／可不可能也有政治意識上、又或表達手法上激進的電影？我好奇。

[註*] Gary Giddins, 'Still Curious', https://www.criterion.com/current/posts/260-still-curious

Mike Kwan
嗜好觀影電視閱讀，思而鮮學。Facebook Page：映畫．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