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淪落人》小輯】無性的越軌──電影《淪落人》的港式健全主義

最近廣受關注的香港電影《淪落人》，跟早前同獲政府劇情片資助的《一念無名》一樣，似乎背負著一種宣揚殘疾人權利的政治正確目標。在盡力迴避對弱勢社群的悲情消費之餘，同時更力圖展現一種香港人認可的共融精神。當然《一念無明》的敘事風格文藝氣質較強，為達成政治正確的目標，就得更遷就復康組織的復元模式立場。《淪落人》則打正愛情電影的名號，劇本只要依據新聞、社會政策的現實基礎去寫，本該沒太大包伏，可有更大的發揮空間，但結果，其愛情觀卻出奇地來得過份保守。

《淪落人》講的，是一個基層殘疾大叔和一個年輕有才華的菲藉家庭傭工的愛情故事，放在2019年的今日，講述的基礎立足在兩個重要的社會參照：第一個顧然是不少電影宣傳已題到，一名叫Xyza Cruz Bacani曾在香港當過外傭的菲藉女攝影師，得獎和辦攝影展的報導，另一個我想特別指出的，則是香港基層癱瘓殘疾人和外傭相遇，背後存在著的一個福利政策基礎。在殖民地年代或回歸初年，香港並沒任何資助基層全癱殘疾人聘請家傭的政策。後來出現的「特別護理費」，資助癱瘓人士聘請照顧者，是在2006年左右，以回應鄧紹斌著名的安樂死倡議行動才展開的。由於資助的金額有限，除了聘請外藉家傭，受助者亦沒有選擇本地傭工的餘地。

由此可見，這個發生在殘疾人和外傭之間的愛情故事，本來就不是妙想天開，就如在映畫手民中，一篇名為何以的作者提到，這段勞資關係是一個公共屋邨所衍生的種種家庭角色實驗，在性別、「父權」以外，存在著一種基於特定物質條件的「交換方式」。這個交換的空間，在銀幕上，以一個老牌公共屋邨來呈現，但由於以上提到的政策因素，卻跟全球化不平等的傭工市場掛了勾。於是透過這種資本條件壓縮而成的交換空間，同時亦可變成一個對抗新自由主義規訓的，另類(殘疾/情欲)實踐的異托邦。這個空間既能同時讓殘疾人自立生活，亦讓菲藉女性以global care chain逃避父權家庭的約束。由此，我認為即使這個空間存在著種種權力壓迫，仍能展示出一種跨越不同弱勢訴求效果(學術上稱為身份政治交匯Intersection of identities)的自由主義氣氛。

單從這種故事背景的政經因素去看，《淪落人》的故事設置，可以發揮的種族、殘疾/性別政治批判潛質，定必遠勝香港文藝小說家王貽興早期的成名作《我所知道的愛慾情事》。然而，即或有了這麼好的背景設計，電影最後出來的效果，謹被一些評論貶為一部良好勞資關係樣板戲，究其原因，亦非失諸對政治正確的堅持、正向立場，乃是因為抹殺了其中情感和人性的深度，強調同舟共濟的老港互助精神。

誠如陳子雲在一篇網誌所言，在《淪落人》中，黃秋生演的主角昌榮身上有著吳楚帆的身影，「令人勾起昔日對香港社群的美好懷緬」。無疑，《淪落人》已算得上一部用心呈現殘疾人生活經驗的電影，但仔細是一回事，忠實又是另一回事。黃秋生的演技如何逼真，當中所呈現的，仍是演員依據一般觀眾既有的文化期望，所塑造的殘疾角色。不單指昌榮並不等同現實的殘疾人，還有演員得以演活角色的肢體神態，其所隱含的符號成份，亦涵蓋了演員過去在銀幕出現過的既有身影。陳子雲看到的吳楚帆，其實正是黃秋生在《老港正傳》演譯過的左向港，而我們在昌榮身上所獲得的感動，亦正是作為香港獅子山精神的重要一脈，沿於60年代左派文藝工作者所打造的「中聯精神」。

由於知覺障礙，我能研習得到的電影有限，亦略聞中外電影史上，仍有著一些像《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般，講述殘疾、與別種社會淪落人之間相互依存關係(inter-dependency)的經典之作。我想香港的電影研究者，也不妨幫忙回顧一下這個殘酷兒的電影類型傳統，從而再托闊香港電影的參照光譜。這裡，我只能再補充一點點跟殘疾福利政策有關的事實──在電影的末尾，講述昌榮選擇把阿蓮送走，杜絕了這段關係發展的可能。如果這樣解讀的話，似乎只能把整段殘疾人與外傭之間的戀情描寫，視為一種非性化(desexualize)的父女之情。要知道昌榮有否對阿蓮懷有男女之間的欲望，必須釐清幾個重點──電影早段已有一個看AV片的情節，交代了昌榮並非因生理去勢，而全無性欲。如果他對阿蓮本有男女欲求，但最後被迫壓抑，這抉擇倒底是來自妹妹的嘲笑，還是出於對過去父親角色的依戀，把眼前的愛慾對象，作為兒子的替代物？

我們倘若真要這樣理解的話，這裡原來還需要依賴多一個假設，就是昌榮的實況，正如他自己所說，全然是個經濟意義上的廢人，除了食老本，沒有可能跟將成為攝影師的阿蓮，創造任何同時滿足著兩個人的Dream (包容經濟/情慾共生關係的多元成家想像)？但這個判斷合乎事實嗎？是因為昌榮跟你說他是廢人，你就相信他除了犧牲，甚麼都做不來？那到底，是創作人，還是你，假設了昌榮真的沒有開展其他社經狀況的條件？

上面已提過，自2006年開始，政府已有資助癱瘓殘疾人聘用外傭的政策，雖然電影中，好友阿輝曾談及，昌榮是靠工傷賠償過活；但即他花光了所有賠償，他仍可透過申請綜緩，繼續以此資助，聘請阿蓮共同生活。就當昌榮這種香港基層工友，實在太獅子山下有骨氣不肯拿綜援了，但在2015年左右，政府已把這項聘請家傭的資助，變成一種鼓勵低收入殘疾人就業的政策措施。試想想，若好友阿輝開了一間藝術攝影製作公司，聘請昌榮做一些簡單的電腦行政工作。而阿蓮在攝影系畢業後，回流香港，一面使用這公司的服務，從事無償的藝術勞動，一面以政府資助，繼續履行對昌榮的照護工作。這樣的追夢共生團隊，不是更勵志，更值得政府以殘疾人藝術發展基金加以褒揚嗎？

當然這種對政策條件如此細密的考量，除了受惠的殘疾人自身，並沒有任何健全的香港觀眾、創作人、影評人所能理解的。不是嗎，不然的話，為何無論作為觀眾、香港電影研究者、女性主義評論人的你，仍可以一方面看到電影名義上宣傳著所謂的「越軌」關係，但卻對這個，似乎顯得有點掛羊頭賣狗肉的禁慾式電影結局，全然無動於衷吧？

記得早前有一個訪問，問及作為女導演陳小娟怎樣看父權的問題，女導演的回答的大意是，並不覺得以父愛替換性欲，以粗口表達溫柔的愛意是一種父權。而事實也是，即再堅持政治正確，昌榮那種無私奉獻的精神，若你心思真夠細密，充其量說只出於對自身生活的無望，而非父權欲望的實現。從電影的開場至完場，他一直耿耿於懷的，是一種由身體限制所造成的無力感，還記得那個好神奇的，昌榮站立起來去救人的夢嗎？夢裡透露的，只是一種作為「健全人」的左向港超我，對作為「殘疾人』的本我的自我告誡吧？真正壓抑著那一切可行的情慾想像，從來不是父權或甚麼異性戀規範，而是一種一直存在於眾多香港電影裡，被奉為獅子山精神，卻秘而不宣的新自由健全主義。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