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洛楓的疏理提醒了我們，原來已經有那麼大批的香港作家，以華文書寫紀錄過新冠期間的疾病經驗，我們知道這些作家所記下的香港的經驗，不單是在覆寫現代文學，且延續著香港自身的疾病書寫傳統。若我們承認這些香港書寫中旳「疾病」隱喻，所承載的，像蔣曉薇所說的，是一種超越盲目的絕望與希望，像傳染病似的負面情感，我們似乎需要進一步肯定的，就是積累這些疾病的人文思考和文藝隱喻的過程，必須建基在一個，從來未曾被香港大專的中文教育和學科研究體制，甚至是所謂「疾病書寫」的研究範疇，所承認和涵蓋的，一直更多歸屬於香港中學和特殊學校的視藝教育，又或今日，所謂共融藝術的發展脈絡裡。它有助我們思考，不專心檔案庫這個概念，不單是描繪「健視」老師和「殘疾」學生共同享有的「創作」時刻，它還涵蓋著更廣泛的，隱沒在隱喻的意義以外 ，記錄不同社區、社群「失能」身體的創意潛能。

黑色是一種有代表性的顏色，意思是說，它常常遭到標籤。有光就有暗，黑色時常代表著對現狀況的反撥，哀悼，現實的影子，致命的補充。我有時覺得黑色根本的意思就是「相反」。黑色也醞釀恐懼，隱藏著不明的危險。

最近廣受關注的香港電影《淪落人》，跟早前同獲政府劇情片資助的《一念無名》一樣，似乎背負著一種宣揚殘疾人權利的政治正確目標。在盡力迴避對弱勢社群的悲情消費之餘，同時更力圖展現一種香港人認可的共融精神。當然《一念無明》的敘事風格文藝氣質較強，為達成政治正確的目標，就得更遷就復康組織的復元模式立場。《淪落人》則打正愛情電影的名號，劇本只要依據新聞、社會政策的現實基礎去寫，本該沒太大包伏，可有更大的發揮空間，但結果，其愛情觀卻出奇地來得過份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