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絲是怎樣煉成的？

　　香港的藍絲，基本上有兩種成分：一種是傳統左派的基層市民，一種是數十年從大陸來香港定居的新移民。

　　傳統左派在多年消耗後，人數並不太多，反而每天一百五十個新移民，每年五萬多，幾十年積累下來，人數可觀。

　　傳統左派多年與港英政府對立，回歸改變了他們的處境，讓他們分享權力，提高社會地位，但治港主要權力在大陸幹部手上，他們有時也會感受到被邊緣化的苦惱。不過，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他們還是要站穩立場的。

　　香港新移民有三次大潮，一次是１９４９年前後，被中共趕出來的國府殘部及畏懼中共的平民，這些人不會有甚麼愛國的基因，大部份也已不在人世；第二批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大饑荒時逃難出來的，這些人九死一生，新舊對比強烈，不會發乎內心的愛國，也已經沒有行動力；第三批是文革後老紅衛兵，擠開國門來香港謀生，他們身上都帶著被中共長期洗腦而殘存的共產紅色基因。這批人為數眾多，思想固化，雖然也已大多老去。

　　按理，紅衛兵一代被毛澤東摧殘，先是當了文革的炮灰，繼而被趕到農村勞改，他們對中共的體制，應該有深刻的反省，可惜這些人數十年在泛政治化社會中生活，耳濡目染，身不由己地被毛澤東思想催眠，自我已經被奴化的教育鵲巢鳩佔，更可悲的是，他們並不自知。來了香港後，因為搵食艱難，沒有機會深刻對照兩種制度的優劣，作自我思想的檢討，他們習慣看中央台的節目，閒來唱紅歌自娛，極少主動接觸外部世界新的思想潮流，因此他們人在香港，心在大陸，人在新世紀，心還在舊時代。

　　至於文革後成長起來的六零﹑七零﹑八零﹑九零等不同代際的新移民，情況也差不多。他們在內地時，讀書工作都在共產黨的思想控制之下，接受單方面的資訊和思想灌輸，他們來了香港，兩袖清風只能拚命工作，生活節奏緊張，精神壓力大，當中能主動接觸時代精神，反省自己的經歷，打開新的眼界，拓展新的胸襟者，為數也不多。

　　香港雖然提供給他們公平的競爭機會，雖然他們享受自由﹑具安全感而又不虞匱乏的生活，但畢竟遲來，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命運，他們免不了對自己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心有戚戚焉，因此共產革命的思想，仍舊對他們有效。

　　新移民平日搵食，撫養子女，對社會事務的參與極其有限，反而當中共機構出面組織愛國活動﹑拉選票﹑搞遊行，需要他們展示愛國心的時候，他們會突然「回帶」年輕時那種激情澎湃的現場感。他們參與各種活動，高呼口號，唱國歌，有人對他們的熱情高度評價，參與者彼此認同，共同的愛憎使他們重新發現自己。概而言之，他們都藉這些有組織的活動，替自己「刷」了存在感。

　　愛國有充分的正當性，有榮譽感沒有罪惡感，有衝動沒有壓力；自我感覺良好，又可以理直氣壯批判別人；既對黨和國家盡了一份力，又可陶醉於自己未改「初心」——這是最安全而又最能體現個人價值的事情。至於批判現實，反省制度，保護香港，反抗壓迫，那要冒被標籤為反革命的危險——最慳水慳力的選擇，當然是愛國愛黨，更別提有現金津貼那種事了。

　　這批忠貞藍絲的普遍煩惱，是他們子女的思想多與他們南轅北轍。他們的孩子都在香港受教育，思想開放，資訊無限流通，他們接受普世價值，認同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他們珍惜香港的制度文化，對回歸後基本法的變質痛心疾首，他們當然不會認同父母親那種僵化的思想和永不動搖的立場。

　　藍絲們的思想根深蒂固，不容易改變，要說服他們，只有講道理，一點點感化，等待他們自我反省。當然，他們要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偉大領袖毛主席，別人也是沒辦法的。

　　筆者也是紅衛兵一代，我的同代人和我有共同訴求的，的確並不太多。有老朋友和晚輩參加反修例遊行，去到最前線吃催淚彈，年逾古稀有如此的心志與體力，令我衷心欽佩，可惜這樣的朋友屬鳳毛麟角。也有不少親戚朋友看到我的文章，斥我是漢奸﹑博出名﹑不知死活，對這些親友，我只能說，道不同不相為謀，我們還是互相尊重，自求多福好了。

　　令我慶幸的是，我的孩子和我同心同德，我們一起討論問題，很容易得到共識，我們有共同的愛憎，共同的理想和追求。

　　時代往前走，藍絲們一天天老去，我們這一輩黃絲也一天天老去，與此同時，我們的下一代已經是香港的社會中堅，他們有的勇武有的和理非，共同為他們的未來打拚。再往後，香港人的後代會一代代成長起來，引領更新的時代潮流。

　　用不了多少時日，我們都會嗚乎哀哉，藍絲黃絲都一樣。世界已經不屬於我們，屬於我們的子孫，他們要如何打理他們的香港，他們自有主張。

　　從這個角度看，香港還是死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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