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關舞蹈祭」《I’m Only my Body?》的兩個作品：《張利雄》和《Kerry & Frieda》，應該如何留下一點較能靠近原作精神又不會過度詮釋的「（非關）舞蹈文字」？陳美彤寫下觀後感，認為看藝術作品是會／要把自己放進去的，所以描述的過程一定是有把自己的詮釋放進去的，畢竟寫字和做藝術都是為了身意合一。 (閱讀更多)

時隔廿多年，經典恐怖片《糖魔怪客》被Jordan Peele回收再續，紅眼則認為，電影過度鮮明的政治正確光環或掩蓋了它本身對離地商業藝術的批判。像男主角這一類遊手好閒的藝術家，表面上關懷社區，以保育議題進行創作，但再多熱情和抱負，都是一種偽善的狂熱。而偽善所掩飾的是，他們最終只是為了能夠用更廉宜的租金，享受更優閒的上流生活，才會選擇進駐一些長期被剝削、權力不平等的社區。其實他們的真正身份，無異於資本主義社會裡新一批侵略者。望向鏡子，鏡中的猙獰倒影有如理想自我的化身，才發現自己就是城市裡的嚐血殺人魔。 (閱讀更多)

多年後回顧2020年香港電影，我們會記得甚麼？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最近出版的《香港電影2020：紀實遺城》，收錄多篇影評人研究香港電影的文章，包括林瀚光這篇對《夜香．鴛鴦．深水埗》的評論，談及電影如何締造出香港人獨有的特殊身份。 (閱讀更多)

述說大時代下的血淚不難，述說大時代的「難以述說性」才是困難。江俊豪形容，蘇苑姍的《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卻是以直面的、自傳性的疾病書寫，把時代、疾病、「時代」的「疾病」中那「難以述說性」展開。即使當中因身體的艱難而難以建構一個完整的故事，誠如作者自述，只能以零碎的文字去憶述，因為「身體的痛，只能一個人去經歷。」 (閱讀更多)

由陳煒舜（主筆）和方頴聰（蒐集材料及審核文稿）所著的《女仔館興衰：香港拔萃書室的史前史（1860-1869）》，最近引起文化界廣泛的關注。到底「女仔館」（Female Diocesan School）是一所怎樣的女校？而1860年至1869年間，香港女性接受教育有何困境？在華洋社會文化衝突中，「女仔館」又何努力推動本地女子教育之發展？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