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機是現代城市不可或缺的部件，亦是大多數人每日必經的空間。文藝作品常常用到升降機場景，不少更與恐懼相關。本文由「保護殼與陷阱」、「出口與死胡同」、「可控與失控的載具」三組意象切入，分析升降機「安全」與「危險」兩個面向並存及轉換的雙重空間意義，希望能為讀者帶來解讀升降機空間的新角度。

作為保護殼與陷阱

當升降機門關上，運行期間，置身小鋼盒的人便與其他空間隔絕開來，仿佛經歷一種主體缺失，身體任升降機挪移，意識的影響力局限在升降機內，他此刻的存在似乎與外界沒有任何關連，於是外界也沒有甚麼能影響處身升降機內的自己。這種伴隨乘升降機過程的隔絕狀態，能帶來某種安全感。

困（車立）固定並放大了這隔絕狀態，使之由「過程」變為「處境」。若是安全感被放大，升降機則會呈現為一個保護殼。如電影 The End （2017）的主角 Claudio 遇上困（車立），費盡力氣把門拉出一道縫隙，仍不足以讓他通過離開。諷刺的是，外面世界竟爆發喪屍病毒，於是沒有人能進出的升降機反而成為最安全的避難所。升降機門半開，並處於樓層之間，都象徵著乘升降機的「過程」特質。保護角色的不只是門，更是困（車立）放大的、升降機作為「過程」的隔絕狀態。

隔絕也可以是危險的，就如幽閉恐懼症源於原始人對被困洞穴的恐懼，困（車立）也有作為陷阱的面向。乘升降機的隔絕狀態帶來的安全感與時間緊扣。困（車立）凝止了隔絕，安全感因為沒了時限而失效。若作品沒有選擇放大安全感，升降機則會呈現為陷阱，喚回乘客們缺失的主體，讓角色清楚意識到自己被困的事實。這亦是大多數困（車立）情節所呈現的最直觀的空間意義。

保護殼或陷阱都是靜態的空間意義，缺乏戲劇張力，困（車立）故事要發展下去必須遊走於安全和危險之間。如 The End （2017）以半開的門作為升降機內與危險外界的連接，在保護殼開一個缺口，喪屍更一度從門外抓住站近門邊的主角。另一套困（車立）電影 Devil（2010）則大玩密室殺人，乘客們相繼遇害，圍牆再高再厚也無法防內鬼，角色們被迫和兇手困獸鬥，從內部打破保護殼的安全。原先的保護殼則變成了陷阱，體現安全與危險的並存與轉換。

作為出口與死胡同

升降機是樓層的主要出口，加上其保護殼特質，當故事角色在樓層被人追捕時，往往會選擇乘升降機逃離，並認為只要能抵達升降機內，等門關上，自己便安全了。

最經典例子莫過於電影《無間道》（2003）中黃sir和陳永仁被圍困於大廈樓層時，黃sir讓永仁從維修吊船逃生，自己則乘升降機走。當黃sir擠過韓琛手下們進入升降機後，可以聽到他猛按關門掣的聲音。這個情節的懸念在於黃sir能否安然脫身。若升降機門順利關上，保護殼便成形，升降機成為逃生出口；相反，若門無法關上，升降機則是個死胡同，形同捉鱉之甕，是個陷阱。此時升降機便具有安全與危險並存的雙重空間意義，遊離而未定，如薛丁格的貓，營造出強烈戲劇張力。

電影 Dressed to Kill （1980）亦有升降機情節。角色 Kate Miller 乘升降機上樓，甫開門便見到兇手持刀站在門外，擋死出路。這明顯是陷阱和死胡同，但後續情節更有趣。當時女主角 Liz Blake 正在對落幾層等升降機。當這部載著 Kate 和兇手的升降機抵達並開門後，兇手躲在 Liz 視線看不到的角落，Kate 則嚐試呼救，升降機重新徐徐關上。這裡和《無間道》裡黃 sir 等升降機門關上的情節類近，均以升降機空間的安全和危險的雙重狀態，加上關門時限的緊張感，製造懸念。只是 Dressed to Kill 把升降機內外倒置，升降機的隔絕所保護的不是乘客，而是升降機外的人。

作為可控與失控的載具

升降機作為載具的空間意義也常被文藝作品套用。升降機能帶我們由一層到另一層，就像垂直移動的地鐵。電影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2005）和 The Cabin in the Woods （2011）更拍出能上下左右移動的升降機，甚至能飛天。但作為載具就有可控與失控的隱憂。我們看似能以按鈕控制升降機的運作，但只要按鈕失靈，乘客便無計可施。困（車立）、驟升驟降等情節，都是在可控與失控之間轉換，恰好對應安全與危險兩個面向。

例如瑞典作家 Lagerkvist 的短篇小說 “The Lift that Went Down into Hell” 寫到一架無法剎停、不斷下降至地獄的升降機；衛斯理系列的《大廈》中，角色羅定乘搭的升降機竟上升不停，樓層顯示燈和按鈕失靈，由可控而安全轉換成失控而危險。最極端的例子可數電影 The Lift （1983）及其重拍版 Down（2001）中有「生命」的升降機，將失控且具威脅性的一面玩到極致。

當升降機作為載具的空間意義和其隔絕性結合，更能突破空間界限。《大廈》中的升降機把羅定帶到四度空間。這類神秘空間和日常空間是隔絕的，但乘升降機的隔絕狀態割斷乘客與外界的連接，反而打開通往同樣隔絕的空間的可能性，以失控打破空間物理秩序。隔絕空間也可以是升降機隔絕狀態的延伸，在其他人眼中，誤闖隔絕空間的角色可能從沒有離開升降機，就如經歷了一次困（車立）。例如黃仁逵《放風》中的〈9樓〉，主角阿伯每天操作一棟8層大廈的升降機，竟出現了「9樓」按鈕。阿伯最後沒能抵達9樓這個隔絕空間，更被經理責罵「關在裡邊 (升降機) 半天了動也不動」。

當隔絕空間變得可達，升降機明確成為接通隔絕空間的載具，它又重新變得可控及安全。如《大廈》中衛斯理刻意乘升降機進入四度空間，“The Lift that Went Down into Hell” 的主角乘升降機離開地獄。配合情節需要，在可控與失控之間轉換，改變了升降機及其延伸空間的狀態，同樣體現升降機安全與危險的雙重空間意義。

結語

由於筆者對升降機產生恐懼的一面較感興趣，因此本文例子大多取自科幻、懸疑或恐怖類作品。在這些作品中，升降機作為安全與危險的空間，兩個面向的並存和不斷轉換，營造強烈衝突和戲劇張力。雙重空間意義在作品發揮得淋漓盡致，亦是升降機場景經典而歷久不衰，甚至能在現實生活中延續恐懼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