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撫殘篇說大荒：余英時遺詩談略

1990年代考入中文大學商學院，副修義大利文。由於家中長輩關係，我幼年已與中大結緣；但迎新、開學之際，總覺得本部過於卞急喧囂，與我的童年記憶截然不同，陌生感驀然而生。恰好歐洲研究組（European Studies Section）位於新亞書院人文館，錢穆圖書館所藏又以我所喜愛的中國文哲類書籍為主。當時尚無蒙民偉樓（更無天人合一亭），此地與本部的連接只靠校車與「新亞梯」，兼以海光山色，故儕輩戲稱「天涯海角」。對半推半就入讀商科的我而言，新亞是一個頗具吸引力的「避世」之所在，幾乎成為我無日不往之處――儘管我並非隸屬於該書院。正是從圓形廣場的畢業生名單中，我發現最早的一位為余英時，一個在預科中國文化課上聽過的名字。

我並非中文系學生，因此在錢穆圖書館看書全然不帶功利性，得以盡情享受「泛覽無歸」的快樂，而「泛覽」重點之一，便是《紅樓夢》研究資料。一日下午無課，我從書架上取來四本書隨意翻閱――依次是王昆侖《紅樓夢人物論》、高陽《紅樓一家言》、王蒙《紅樓啟示錄》和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若謂前三者如珠璣紛陳，余書中的同名文章則嘗試從敘事體系的高度來解析這部名著。1973年秋，余氏從哈佛來到中文大學擔任副校長，在十週年學術講座上選擇以〈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為題。他認為，《紅樓夢》中存在著兩個對立的世界，其一是象徵著烏托邦的大觀園，其二是大觀園以外的世界。「清」與「濁」、「情」與「淫」、「假」與「真」乃至風月寶鑒的反面與正面……兩個世界截然對立；而大觀園世界的最終幻滅，便構成了全書的悲劇主題。讀畢余文之際，天色已晚，沿著「新亞梯」下山，一直走到火車站。途中，只感到那獨坐館中的閱讀之樂竟於剎那間化為烏有，教人猝不及防。

我曾疑惑：余氏以思想史家之姿關注《紅樓夢》，是否僅因受到中大當年濃郁的紅學研究氛圍感染？抑或這部小說只不過是他思想史研究之大脈絡下芸芸個案文本之一？當我讀到余氏另一部名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便略有所悟。曹雪芹、陳寅恪皆不可世出，各為一代之雋髦，其小說、其詩歌又不約而同在肅殺蒼茫之環境下寫成，不得不採取暗碼系統來進行幽微書寫（esoteric writing）。而余氏認為陳寅恪自創暗碼，「皆因寫作時最重要是發洩自己的滿腔孤憤，不是弄文字猜謎的遊戲」；故其為這些謎樣的文本解碼，燭幽顯微，當是要了解文化在成住壞空之曲線中的種種殊相、共相與異相。《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以大觀園的圍牆為分際：圍牆內為潔淨，圍牆外為溷濁；而陳寅恪的兩個世界卻只能以詩人的皮囊為分際：皮囊內為精神界，皮囊外為物質界。這固然基於文本體裁的差異，卻也似乎隱喻著理想世界之萎縮，竟爾一至於此。

雖然余氏之說或貽人以深曲穿鑿之譏，但在我看來，其言往往別具隻眼。究其原因，竊以為他除在義理、考據方面功底堅實，還是一位特出的舊體詩人。正因如此，余氏在處理《紅樓夢》、陳寅恪詩等文學文本時，能於義理家之周延、考據家之穩當以外，益之以詞章家之敏銳。縱然余氏傳世詩作不多，然環視其平輩之思想界賢達，詞章修為能並駕齊驅者實未數數然也。觀其詩風，亦頗受陳寅恪影響。如於2007年5月所作〈讀「反右運動五十年祭」感賦四絕句〉，其一云：

右袒香肩夢未成，負心此夕淚縱橫。

世間多少癡兒女，枉託深情誤一生。

余氏自註：「『右袒香肩夢未成』，陳寅恪詠『反右』句。」查陳詩題為〈丁酉七夕〉：「萬里重關莫問程，今生無分待他生。低垂粉頸言難盡，右袒香肩夢未成。原與漢皇聊戲約，那堪唐殿便要盟。天長地久綿綿恨，贏得臨邛說玉京。」丁酉七夕即1957年8月2日，正值反右運動全面開展之際。所謂「右袒」，有網友餐雪提出典故出自《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二引《風俗通義》逸文，其言甚辯：

齊有一女，二家求之。其家語其女曰：「汝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父母問其故，對曰：「願東家食而西家息。」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

餐雪且指出：「所以右袒者，貪其顏色，以為所遇良人也。而人非其人，好夢不成。」而此句的深層涵義，自然是指知識分子響應政策，「大鳴大放」，後果堪虞。而余氏所作七絕以在事過境遷五十年後，當事人猛然回首，應有「誤一生」之語。以香奩之體託香草美人之思，古已有之。然陳寅恪詩之複式書寫，與現實環環相扣而無跡可尋，費解之甚也高明之甚；而余氏詩，亦可謂偏得其真傳爾。

1978年10月，余氏參加「美國漢代研究考察團」至中國大陸訪古，與錢鍾書定交，其後兩人頗有書信往來、詩作唱答。如《管錐編》第三、四冊問世，錢氏以航空郵寄，余氏得書後，作〈讀《管錐編》三首〉，其三曰：

桀紂王何一例看，誤將禍亂罪儒冠。

從來緣飾因多欲，巫蠱冤平國已殘。

此詩題詠《管錐編》第三冊111條〈《全晉文》卷三七〉，該條引《晉書．范甯傳》批評王弼、何晏之語，謂王、何開啟了清談玄風，以致士大夫無心國事，最終引發五胡亂華、西晉覆亡，「二人之罪，深於桀紂」。全條論述乃就此而展開，而余詩首句「桀紂王何一例看」即歸結了全條的主旨。又西晉的亡國宰相王衍，正是喜好清談、懶於政務的代表，故該條復引《晉書．王衍傳》之記載，謂永嘉四年（310），王衍被前趙將領、羯族石勒所俘，石勒斥責他：「破壞天下，正是君罪！」石勒此言固然在理，但余詩云「誤將禍亂罪儒冠」，卻是借題發揮。後兩句舉漢武帝為例，謂武帝多欲而往往自我緣飾，終在其晚年引發巫蠱之獄，此後冤案雖獲平反，而國家元氣業已斲喪。如是看來，此詩之性質與其說是酬謝，毋寧說是詠史。而詠史一體以借古諷今為上，余氏筆底的漢武帝、巫蠱、儒冠所指維何，洵然不言而喻。

近見網友輯錄余氏詩詞，然猶有遺珠。如七律〈丙辰中秋即事〉初載於《明報月刊》1976年10月號，筆名「觀於海者」：

帝子乘風御翠華，不周山下萬旗斜。

倦隨夸父追炎日，漫訪吳剛問桂花。

恒鳥已嚐玄圃水，嫦娥空守煉爐砂。

蒼茫大地無情甚，欲主沉浮願總賒。

詩中多化用毛氏詩詞，如「帝子乘風下翠微」、「不周山下紅旗亂」、「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等。結合毛氏於當年9月9日故去的史實，不難窺探此詩主旨。又如1980年6月，周策縱教授於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舉辦「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來自兩岸及美、英、加、日等國的學者達八十多人，余氏提交論文為〈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又於席上作七絕一首曰：

重撫殘篇說大荒，雅音一曲聽埋香。

終憐木石姻緣盡，任是無情也斷腸。

此詩前所未見，蒙香港初文出版社黎漢傑兄提供手稿圖片，當係漢傑整理周策縱先生遺著所得，四十年後得以公諸於世，實為幸事。末句顯然化用《紅樓夢》63回中狀述寶釵之語：「任是無情也動人。」（詩句出自唐人羅隱〈牡丹花〉）原書讚頌寶釵「豔冠羣芳」而「無情」，而余氏可謂奪胎換骨，將寶釵工於心計的小「無情」提昇至天地不仁的大「無情」。套用余氏自己的話：「大觀園的乾淨本來就建築在會芳園的骯髒基礎之上。並且在大觀園的整個發展和破敗的過程之中，它也無時不在承受著園外一切骯髒力量的衝擊。乾淨既從骯髒而來，最後又無可奈何地要回到骯髒去。在我看來，這是《紅樓夢》的悲劇的中心意義，也是曹雪芹所見到的人世間的最大的悲劇！」「回到骯髒去」乃是大道運行的必然趨向，但那一爿「乾淨」的存在卻足以令人思之斷腸。如果那「乾淨」從未存在過，倒也許不至令人感念疇昔、悲涼悽愴、臨風隕涕，而有愧於太上之忘情。

話說回頭，余氏〈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一發表便引起巨大迴響，也招致不少批評。但身為小說研究門外漢的我，由初讀開始便對其說印象深刻。甚至稍後決定「棄商從文」，多少也出於追尋那個美麗潔淨的理想世界之心。2015年春夏之際，與大四畢業論文導生在口試後前往中大正門合影，隨即口占一律：

白賁皤然猶煥章。從初為學本多方。

長懷吾道應濡翰，不墜斯文慎括囊。

素願終憑銜木鳥，高情豈嘆失途羊。

沁芳閘外知蕪穢，且惜襟前姑射霜。

詩成才驟然察覺，「兩個世界論」於我竟已「淪肌浹髓」了。近日得悉余先生駕歸道山，咨嗟不知所云，於是勉強拉雜而成此篇，聊表追思之意。

2021.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