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已經在讀中大的教育學院了，去問中學時非常尊敬的老先生，「老師，以後我也打算做教師呢，請問您有什麼忠告給我呢？」老先生頂著地中海髮型，托一托唐君毅式的茶色眼鏡，對我說︰「做老師的話，緊記不多言。」當老師的話，最緊要「不多言」—此話果然睿智！ (閱讀更多)

2018年10月7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在電台節目中提出全世界學中文都是以普通話為主的觀點。他質疑香港人繼續以廣東話學中文，長遠而言會否失去優勢，又認為日常生活中，應該多點學普通話，以及多用普通話表達。楊潤雄的說法立刻引來許多批評的聲音，於是其新聞秘書下午澄清，他本人傍晚在facebook再撰文澄清，指出他「全無『質疑』用廣東話學中文，只是認為長遠來說，中文教學應如何發展，可交由專家進一步硏究，以鞏固本港兩文三語的獨特優勢」。 (閱讀更多)

五十年代的中國如今天一樣。風暴山雨欲來，一種肅殺的煙硝味開始在天空中瀰漫開去。在1955年的「胡適思想批判歷史組會」上，顧頡剛也不得不表態，公開否認老師胡適與自己的學術關係：「在未遇胡適之前，我已走到懷疑古史的道路上... ... 其後我走向漢代今古文學的問題上，又整理文籍。這些俱與胡適無干」。到底在批判思想、劃清界線之前，胡適與顧頡剛之間，存在過一段怎樣的師生情誼？ (閱讀更多)

我開始教書的時候，中文已由兩卷增加至五卷，現在又從五卷縮減至四卷，卷三卷五結合為一卷。學習中文，若沒有游刃和沉澱的時間，貪多務得，又怎會學得好，何況還有其他科目不斷補課，與你搶奪時間。而說穿了，聆聽說話和綜合的設置，大概九成只是為了讓學生畢業後，可立即進入商業社會服務，做個文員，最好像個一出生便會游泳的鴨子。我常想，這種對中文科無止境的「增值」，是一種不道德的僭建。 (閱讀更多)

自從教資會今年推出「本地研究生學費豁免計劃」後，兩個研究院的朋友不約而同告訴我：「樂觀地想，每個月可以少給四千元學費，但其實很多問題沒有解決，而且學額並沒有增加。」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