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聲夢裡人》：譯出一齣夢

我又回到戲院看《星聲夢裡人》十周年重映。2016年，初出茅廬的傻孩子，被結局弄得一腔鬱怨，哭得像狗一樣；今天觀畢，終也練就莞爾一笑的心境。

唯一不變的是中文字幕，用字之美，十年後依然觸碰到我。翻譯於我曾是一個夢。我讀過，也譯過。殊不知沒過兩年，母校的翻譯課程「壽終正寢」。在任食翻譯年糕的AI年代，我想，字與電影一樣，美在遺憾，美在懷緬，生活再忙也要拾筆回味一下。

受限的藝術

銀幕是一扇窗口，讓人藉外語電影一窺異國文化。然而，電影無可避免地會以本土語言出發，將意念包裹在最熟悉的詞彙之中，更能引起具備相似文化背景的觀眾的共鳴。電影來到異地放映，語境不同，字幕便成為一道路徑，通往其他族群的觀眾。

至於影音翻譯，亦即多媒體翻譯，自上世紀末以來已成為翻譯研究中一個獨立的領域。簡單來說，那是一門受限的藝術。

跟一般的文字翻譯不同，影音翻譯受制於時間與空間的雙重桎梏。目標文本必須與視覺影像及口語表達同步，嚴格配合對白與場景的節奏，而字幕本身更是一閃即逝。同時，為了避免對畫面造成任何干擾，字幕通常置於螢幕底部，句子不能冗長，也無法使用註腳。在極度有限的時空內呈現複雜概念，精準明晰與否，正是考驗譯者功力所在。

關於「夢」的命名

電影《La La Land》正好就是教科書式的範例。香港著名影評人、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前院長舒琪擔任香港版的字幕翻譯，其譯筆大膽而不失文采，在「信、達、雅」三難之間成功另闢蹊徑。

先談《星聲夢裡人》的片名翻譯，精細準確不在話下，更貫注了不同層次的韻味。「La La Land」一詞本身是個語帶雙關的英文俚語，既指超脫現實、沉醉於幻夢之中的精神狀態，又是洛杉磯的別稱，直指片中以荷里活作場景的追夢舞台。

相對於台灣譯作《樂來越愛你》與中國譯作《愛樂之城》，前者著重「諧音梗」，後者淺易直白。舒琪則選擇翻譯成《星聲夢裡人》，無疑是最能兼顧雙關涵義與美學的佳作。「星」與「聲」兩個同音字，巧妙借喻荷里活演藝圈的星光與音樂。所謂「夢裡人」，夢裡是誰？這正是電影的核心靈魂，點出在荷里活中浮浮沉沉的追夢者，包括兩位壯志未酬、兩情繾綣的主角，甚至指涉了夢幻的結局。譯者不僅忠實地傳達原名雙關的精髓，也增添粵語的音韻美感及文學色彩。

文化的遠與近

由於電影主要圍繞荷里活娛樂工業，劇本充斥著音樂行話、電影術語及其他流行文化符號。從事影音翻譯的譯者難免在「歸化」（Domestication，意指將源文本拉近目標語言）與「異化」（Foreignization，意指突顯源頭文化差異）之間搖擺拉鋸。譯者不可能將那些特定文化詞一勞永逸地全盤歸化，而忽略其對劇情脈絡的重要性，亦不能過於異化字幕而影響觀眾理解。但凡涉及西方演藝圈的遣詞用字，對譯者與觀眾而言，無一不是獨特的挑戰。

這一幕，Sebastian以拳擊比喻自己身處的生活窘境。對白提到多個拳擊術語，有些已演化成不限於拳擊語境的慣用語。譯者以歸化策略，將其轉譯成暗示生活拮据而非實體搏擊的四字成語，如：「走投無路」、「自投羅網」及「以退為進」，僅將「Ali」（傳奇拳王 Muhammad Ali）異化譯為「拳王」。考慮到大多數觀眾未必能夠理解中文的拳擊術語，譯者從中取捨，雖然拳擊的意象變得隱晦，但不至於蕩然無存，也確保了字幕的流暢。

導演原意是向1942年的經典荷里活愛情片《Casablanca》（北非諜影）致敬。儘管現今本地觀眾未必熟悉經典影星的名字，但此處的文化參考無可替代，不像其他流行文化笑話，若轉譯為觀眾熟悉的本地明星，或會更易消化。同時，字幕受限於視覺影像（Mia直接指住那個窗口）。異化策略一邊保留原意致敬，一邊將觀眾拉近荷里活電影文化。

有機轉譯

片中 Sebastian 曾兩度使用意第緒語（Yiddish）的 pissy-caca。按肯塔基大學意第緒語網上字典條目，這詞以פּיש (pish) 及 קאַק (kak) 組成，直譯過來分別就是小便與大便的意思。舒琪根據不同語境分別給出恰到好處的回答。

當 Sebastian形容Mia的試鏡角色時，靈活運用廣東話慣用語「狗屎垃圾」，完美還原原文的俚語色彩與詼諧幽默。

另一處就是Sebastian試圖安撫緊張不安的Mia。譯者並沒有機械地重複翻譯「狗屎垃圾」，而是有機地將其轉化成一個反問句「又如何？」。譯者順著劇情理解，銜接後續對白，減輕觀眾消化外來語的負擔。

歌詞中的詩意

翻譯對白已是難關重重。何況電影是一齣歌舞片，歌詞翻譯更是考驗譯者文學底蘊的試金石。舒琪大膽地注入各式各樣的中國古典詩詞意象，為荷里活歌舞片抹上一層層典雅的墨彩。

以上翻譯巧思，賦予影音字幕另一種的美學價值，將電影插曲昇華至詩意境界。當然，這種過度的文學化，也有機會衍生出某種「超譯」的風險。

於〈Someone in the Crowd〉一曲中，Mia 唱道：「Somewhere there’s a place where I find who I’m gonna be / A somewhere that’s just waiting to be found」；舒琪譯成：「總有桃花源 容我做真我 / 候那意中人 有日來相晤」。原文中的 somewhere 指的是 Mia 渴望找到能夠做回真實自我、實現抱負的「歸宿」。在譯文中，譯者將後半句扣連至浪漫情愛，將追求自我價值的渴望隱隱切換成等候「意中人」的狀態。雖然詞句優美，卻未能準確呈現角色當時對演藝事業與人生方向的迷惘。

前文提到，影音翻譯是受限的藝術。面對外在設限，人便要求變，突破制約。經過種種策略，翻譯的過程總會留下些許遺憾。但正是這些帶有溫度、風格與人味的字句，讓來自他方的特藝七彩，反而更能沉澱於本地觀眾的心坎，足足十年之久。

我總覺得，舒琪透過字幕，像是給香港觀眾捎來一封來自荷里活的情書，本身就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

另一齣令我有同樣思考的，是紀錄片《快要到達家了》，片尾處倏地發現英文字幕是教我翻譯的老師所譯。

十年後重看《星聲夢裡人》，字幕或會如流星般一閃即逝，願我們終也能夠如Mia與Sebastian般，繼續演戲、繼續彈奏、繼續書寫，直至實現一種夢裡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