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先生去後，近兩日讀了一些年輕文友的貼文悼念，都感恩於他曾約稿鼓勵。對於初出道的創作者來說，編輯不止於編輯，更是引路者，如同在漆黑隧道裡遇見的人，對年輕人說，往前走吧，堅持下去，前面會有光。引路者不一定身影巨大，但他曾經伸手帶領，或拉你前行，或推你一把，那種厚實的感覺——除非你是涼薄的人——否則不會輕易忘記。 (閱讀更多)

其實這不一定關乎她是否一位圖書館主任，而應更關乎尊重、體諒，和權力，不過碰巧，她確實是一位圖書館主任，而因為這個職位，她更容易不被尊重，也更不被體諒，尤其在盲目的當權者面前。 (閱讀更多)

對後人而言，披著七十五個「分身」度過短暫一生的作家佩索亞是神奇的，甚至有人懷疑他在神秘學研究中獲得了超能力。但他仍在世的時候，卻是成日挫敗、自覺多餘的「魯蛇」（Loser）——從里斯本大學退學、辦印刷廠失敗、應徵圖書館工作都被拒…… (閱讀更多)

去年發生的理大民主牆風波，涉事的四位學生近日被處以停學、退學等懲罰。判決引起社會嘩然，亦再讓人陷入怎樣才是「好校長」、「好校董」的迷思。而當大家訴諸歷史，通常都會想起一個熟悉的名字：蔡元培。 (閱讀更多)

小學六年，讀的是小島上的村校。說是村校，當年島上六間小學（國民、聖心、錦江、順德、漁會、公立），其中兩間雖然各有天主教及基督教辦學團體背景，但廣義來說，都算村校。劉克襄在《四分之三的香港》中提到，香港郊野佔全港面積百分之七十五，村校的存在，早就是一種特別而特定的存在——它與鄉村或郊野同生共滅，要是你無法忘記成長的地方或家鄉，你也必然無法忘記學校的樣子。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