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作家、學者楊佳嫻日前到訪香港,當她走出藝術中心,自然而然就匯入遊行隊伍中。在楊佳嫻看來,一個人在其所處的地域、族群之中總有身份、歷史密密勾連, 因而不可能擺脫得了政治。對於前路,楊佳嫻感到悲觀,可令她感動的是,人們可以戰勝悲觀和恐懼, 堅持一步一步地把前路走出來。「一個人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實踐,文學只是其中之一,真正進入政治衝突內部,文學又可以發揮什麼作用?」這套語言的煉金術並非完全失效,只是拒絕淪為時代的某一種目的或手段而已。 (閱讀更多)
《放逐》是方祺端自編自導的作品,本來是為前進進「新文本工作室2.0」而寫,沒想過會真做,更沒想過要自己導,諗住寫完就算,所以寫得比較肆無忌憚,因為沒考慮過演出問題。結果,排練的時候,屢屢出現「呢啲對白唔係人講架喎」的聲音,但其實,方導都有一個偉大的夢想,「因為我讀文學出身,而現在講文學,好多時都係講詩、小說,劇本作為一個大範疇,好像被割開了,所以我想寫一個比較有文學性的劇本,但如何將有風格的文字,放落一個演員身上,而又要做到,係幾困難的。」 (閱讀更多)
王良和早年寫詩,後來又在葉輝的慫恿下開始寫小說,出過兩本小說集,準備出第三本,寫過〈魚咒〉、〈降身〉、〈和你一起走過華富邨的日子〉,關於他的童年、父母、家族史,亦側寫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風景,王良和說自己的小說大多基於真實事件,不喜歡虛構,嫌虛構的事不夠質感,不過卻會在技法上運用他所謂的「仿夢筆法」,出入真實與虛幻,製造疑幻疑真的效果,他說:「我諗我無意識寫什麼題材,我只是挖掘我的記憶,記憶裡有這些元素,就寫了這些元素。」 (閱讀更多)
對他來說,「董建華那個年代並不難畫,因為都是『懵懵哋』,可以拿來搞笑。曾蔭權時代較平穩,因此畫得比較少。到了梁振英,中港衝突便特別明顯。因為(政治問題)已經不是他自己一個的問題,而是反映了整個中港形勢的轉變。」他特別指出,梁甫上場,他已知道要小心。因為梁與前面兩任特首都不同,「很會包裝,很會轉移視線,(處事手法)比較現代一點,懂得心戰、操控宣傳,高級很多。要怎樣去破解他的說話,然後很快將它表達出來,對新人來講則較難。」 (閱讀更多)
生於邊緣而遠觀萬化的夏曼,或許一早就清醒地感受到身體中的道之所在:「你不能跟我說,儒家思想是全世界的中心思想;對我而言,我的身體早已在履行莊子思想了,這就是我海洋文學的本質。」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