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這本書大約用了兩年時間，我們原本希望快一點出書，但因為楊先生對書稿精益求精，翻譯和編輯的過程很長，出版日期便一拖再拖。楊先生的嚴謹和認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雖然這只是一本散文隨筆集，但是楊先生完全是以編輯科學論文的態度來工作的。他在每篇稿子上都加上了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科學符號，然後告訴我們，書稿的目錄和次序是他親自編定的，不可以隨意調換。對於文中，某個詞應當如何翻譯，他都曾與翁帆再三討論，反覆斟酌。他交給我們的是一大摞非常清楚、乾淨的列印稿，對我們說，這稿子我們可以複印一份使用，原稿要退還給他。 (閱讀更多)

李昕曾於不同的出版社和大型書店任職高位，此次出版《一生一事：做書的日子》，回顧四十年的編輯生涯，不但述及與諸位名家在編輯過程中的交往，也從編輯層面抒發自己的心得與遺憾，是編書讀書愛書人的必讀之書，亦正如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鄭勇所言：「是傳世可期的當代出版史」。 (閱讀更多)

林若寧的風格，是否一種方法，或者說是否一種可以歸類的文學風格，這也許充滿了不確定性。先暫且不討論他早期寫過的音樂劇／舞台劇歌詞，那與流行歌詞的創作重點不盡相同。以林若寧自己的話來說，他明白流行歌詞是要為歌手和旋律服務的，甚至他喜歡旋律給歌詞帶來的限制。正如他以與本名完全無關聯的筆名寫詞，將生活中的自我與作詞者分開，這些都影響了他一直以來的歌詞創作，也融為他早期風格的一部分。他是觀察者和陳述者，講述別人的故事，講述歌手的想像，盡量無悲無喜，可堪是一位「歌詞後的人」。 (閱讀更多)

到了1942年底，日本佔領了香港，能夠制止走私嗎？其實日治時期的吐露港情況極為混亂，既有不同的賊幫橫行，也有平民百姓為了生計而做「水客」，被不同的賊幫「抽水」；加上本地人協助中國文化人和英國義勇軍人員偷渡離境，這片海域真的很繁忙。據說當時情況那麽亂七八糟，連賊幫也看不過眼，其中一些受了義氣鼓動，決定要在吐露港維持一定程度的安全。（從集中營逃出來的英軍也見證了匪幫的義氣：他們拿著一張簡陋的地圖，日間躲藏，黑夜上路，希望走到廣東未淪陷的地區，中途遇上劫匪，要把他們僅有的物資搶去。但劫匪弄明白他們是英軍之後，不但物歸原主，而且一直護送他們到達惠州。） (閱讀更多)

2002 年3 月21 日，美國國防部與司法部頒佈新的軍事審判機關指導方針，指示美方該如何審判被拘留在美國與關塔那摩灣的囚犯。這些拘留案件中最令人驚訝且持續引起眾人關注的，是大多數戰俘皆無權諮詢法律顧問，也無權參與審判程序。新的軍事審判機關並非阿富汗戰俘有權參與的法庭。某些人會接受審判，而某些人不會。本文書寫之際，美方剛宣佈：650名被拘留超過一年的犯人中，只有六人會接受審判。《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規定的諮詢權、上訴管道與回國受審等，皆不適用於關塔那摩灣的戰俘。而美國雖然主張塔利班亦受《日內瓦公約》保障，但卻同時說道，塔利班就如同關塔那摩灣的囚犯一樣，並不符合戰俘地位。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