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7、7.13和7.14的示威遊行中，警察做出了很多匪夷所思的濫權舉動。警方的舉動彷彿告訴香港市民，他們有權管制香港市民的人身自由、出入自由，對於不合作的市民，他們有權進行即時制裁。這現象在警務倫理討論中稱為「街頭司法」（street justice），它泛指警方自以為有權實現「街頭正義」，故使用各種高壓、強硬、侵犯人身自由的手段去懲罰部份示威者，以保持街頭「乾淨」安全。 (閱讀更多)

前文提到，警察的權力來自於人民的委託，其權力自然受到公共意志的約束。然而，這不表示民意決定了的一切，它是其中一種標準去劃定警察的權力範圍，另一些標準包括結果論和義務論（或權利理論）。在本文裡，我會先探討和批判「國際標準」的評估準則，然後從倫理角度劃定警方武力的恰當範圍，並用此評估反修例運動裡警察的若干濫權。 (閱讀更多)

對於一些人來說，社會必須有警察維持治安，這是無容置疑；但其實如今我們認識的現代警務制度和工作只是不過二百年前的產物，最早可追溯到1829年倫敦警察廳的成立 [1] 。現代警察擁有相當大的權力，包括街上攔截搜身、搜查、拘捕、竊聽、進入民居住所、使用致命武器等，這些權力都會直接影響到人民的人身及生活自由。因此，警察機構的權力構成了以下的政治道德難題︰警察的權力究竟怎樣才算是正當的（道德上可被允許的）？警察作為香港（幾乎）唯一能合法使用武力的執法機關，其道德基礎是甚麼，又該受到甚麼限制和監管？ (閱讀更多)

是次「書寫城市的虛實軌跡」研討會請來唐睿博士、張詠梅博士和關詩珮教授等三位學者，分別從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葉靈鳳和李察梅遜（Richard Mason）的作品和翻譯入手，帶領我們探討三種不同的書寫和想像城市的方法。 (閱讀更多)

如果我們用互文性的理論來看上海新感覺派作家劉吶鷗對法國作家穆杭的接受，特別是劉吶鷗的《都市風景線》對穆杭字句的引用，或者可以看出劉吶鷗如何利用這些由接受所帶來的編碼，來進行表意實踐或創造性轉化，然後再進一步思考所謂「邊緣」的文學區域，如亞洲文學、非洲文學，如何可以加強自己的著作者（authorship）身份，以及建立自主性。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