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認同大灣區,但大家都認同,我也認同,《過春天》拍得好看。看似寫實的糖衣包著某種政權的童話,那才是恐怖。 (閱讀更多)
香港進入抗爭年代,日本六十年代末的三里塚抗爭與香港的守護菜園村運動相似,於是小川紳介由1968年至1977年期間紀錄三里塚抗爭的七部電影開始走進香港人的視角;大津幸四郎、代島治彥在2014年導演《抵抗的代價:活在三里塚》在抗爭五十年後重訪參與者,就是要探索歷史的現代進行式;到2017年,代島治彥再導演《三里塚:伊卡洛斯的殞落》,在這探索之上再走前一步。 (閱讀更多)
我很同意紀錄片存在一種與史實改編的電影存在不同形式的政治性。以光州事件為題材的《逆權司機》、《逆權大狀》、《華麗的假期》等固然深入民心,但這些電影呈現的不止是歷史背景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還有富娛樂性的故事,政治性固然存在,但相比起紀錄片,政治的多元性則更豐富,抹去娛樂的追求,就呈現了更真實、更全面的影像,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探索社會。《金君是誰》聚焦於一個身份不明的金姓市民軍,以不同人對其身份的一個論述,去窺視他們對一場轟動全國的歷史事件的看法。 (閱讀更多)
大象並沒有代表什麼,牠或它很可能只是一種虛假希望。他們一行人來到中途站,老伯說,撐不下去了,他想帶孫女回去。不得不如此,要出走,不得不如此,要歸去。那一場韋布和老伯的討論,我總想起黃碧雲《失城》的陳路遠。 (閱讀更多)
薄荷糖潔白、清新,就像金英浩的初戀女友尹秀林,也像初遇尹秀林的金英浩。電影靠近尾聲,我們看到1980年他的部隊出動那一夜:五秒內收好行李出發,五!四!三!二!一!狹小營房內軍官咆哮轟炸,士兵們暴衝出軍營,他手腳笨拙,慌張打翻了女友送他那盒薄荷糖。微硬的糖果碎裂在軍靴下,沒有人聽見那微小聲響。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