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日記》榮獲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和觀眾票選最佳影片，葉嘉詠撇除原生家庭問題、學童的心理健康等議題，集中討論電影中的日記和配音兩個細節，突顯文字與聲音與角色設定的關係。她認為電影由一封沒有署名的遺書開始，而遺書必需與「年少」合併討論才有意義，「年少」比「少年」所指涉的更為廣泛，藉此叩問大眾或許經歷過、旁觀過的痛苦。 (閱讀更多)

詩人崔舜華在台看《詩》，想起遠方香港的尋常風景，惟現況就是去了香港卻再回不去香港。眼見黃燦然現居深圳，廖偉棠安家台北，想來皆是離港人，以離港之眼凝望在港眾生，誰都不免是永恆的異鄉人，她認為這也許是導演許鞍華刻意取捨的距離。香港故事如此難說，崔舜華身為一個曾被香港深深擁抱的異地人，留下一句「香港，如今無恙否？」 (閱讀更多)

我喜歡書中提及到香港都市當中的塗鴉和深井這個鵝的地標，深井這個鵝的地標讓我想起了新會睦州的黃沙蜆地標，金黃色的黃沙蜆地標設計顯得非常有金屬味道，整體有點財俗氣，但在書中看到深井這個鵝的地標還顯得有點綫條美學典雅之處，這兩者同是鄉郊特產地標在美學角度的對比來說，可以反映出香港和內地的城市審美文化差異，這種差異更好地瞭解一個城市如何優雅地表達其獨特美學信息。最近香港塗鴉最出眾者是松島安，他那幾首玩世不恭的鹹濕粵語詩讓每個城市散步觀察者引俊不禁，但論字體的美感還是九龍皇帝優勝于松島安。他們的文字塗鴉讓我想起內地的公廁塗鴉，這些塗鴉當中夾雜著一些不良廣告信息，或許在香港某個偏僻的公廁也有同類的廣告信息，但無形中成為城市之間共同的次文化表達，這點還是讓我會心一笑。 (閱讀更多)

《年少日記》引來全城對學童精神健康的關注，雙雙首先認為此電影可分為兩部分：「年少日記」與「餘生」。他再從盧鎮業早前出演過黃妍的一系列MV作比對分析，書寫年少日記的，有其「哀傷的作者」，而世界讓鄭sir承受痛苦，他卻以對學生、新的少年的陪伴作為如歌的回報；結尾的天台作為一個異世界之門，鄭Sir與有傑重逢，是補償了多年前沒有正式道別的虧欠。 (閱讀更多)

《單人床》應該算是一部「社會小說」，十八、九世紀以來，英、法、德、俄的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大師已經貢獻了無數經典作品，把一個一個大時代的社會民生呈現在往後世世代代的讀者眼底，讓他們同歌同哭。這類小說講求營造典型環境、典型人物，以豐富的細節、生動的筆觸，立刻就讓人意識到那是現實中的某一人，某一處地方，甚至某一個角落。《雙城記》記裡那甘為愛人的愛人步上斷頭台的偉大的青年，在現實中雖然不大可能存在，但他走上斷頭台的每一步都是踏實的，可信的。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