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返璞歸真的路上——和H課後談文學

和H相約在日本餐廳，敘舊，談文學。H做過雜誌、戲院，讀比較和日本文學，學禪，為人沉靜穩重。有的人見面，絮絮聒聒，半天說不上一句有意思的話，大抵是由於志趣不同；H則不然，一群人聚會，他總是安靜地聽著，默不作聲。H說出的話就像茶壼裡瀉出的清茶，澄明簡樸，仿佛帶著回甘。在一個過於喧囂的時代，像他這樣誠實的人並不多。侍應端來魚生飯，蘸一點醬油，兩勺白飯下肚，話匣子一下就打開了。

我們說起對文本的過度闡釋，和對抽象概念、意象堆疊的厭倦；說起文學或許不如許多人想得那麼高尚。也許文學不是天上閃亮的繁星，而是一扇破碎的窗戶，留下的滿地玻璃碎。我們把腳踩在玻璃上，舔著自己的鮮血，自憐、自傷、自我陶醉，故作高深，像鬼魂一樣從濁世中升起，如《百年孤獨》中攥著床單升向天空的蕾梅黛絲。用通俗一點的形容，就是「離地」。我們依舊對未來毫無頭緒，卻早已收斂了少年時的篤定，取而代之的，是揮之不去的自我懷疑。我想：這就是長大吧？有人把文學當作信仰，我卻喜歡聶魯達在自傳中說的：「我向來堅持認為，作家的工作既不神秘也不可悲，而是有利於公眾的個人工作，至少詩人的工作就是如此，與詩歌最相似的東西，是一塊麵包，或是一個瓷盤，或是滿懷柔情地加工過的一段木頭，儘管詩歌出自笨拙的手。」

文人和藝術家總有一種自命不凡的傾向，自以為「前衛」，自以為走在時代的前沿，如一顆劃破天空的晨星，自詡為同時代人中孤獨的漫遊者。而在我看來，所謂的文學巨人，就是能夠坦然面對、承認自己也只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員，共享人世的悲歡。詩不是深海的洞穴裡發出的一把微弱的聲音，也不是海底火山的噴發，而是在每一片拍岸的浪中都蘊藏著的頻率。詩人只是替別人說出了那個人尚未說出的話，就像木匠替你做的椅子、麵包師傅替你做的麵包。

年輕的時候，每個鐘愛文學的人都想做蘭波和洛特雷阿蒙，成為傳統意義上孤獨而敏感的靈魂；很少有誰能像米沃什那樣親切、誠實，放低姿態，和光同塵。他寫到：「我的過去是一隻蝴蝶愚蠢地跨海航行。」「如果不是我，那麼另一個人/也會來到這裡，試圖理解他的時代。」「我愛草莓醬/和女人肉體的暗香。還有冰透的伏特加，加橄欖油的鯡魚，/肉桂、丁香的氣味。」前幾日讀黃燦然為布萊希特譯作寫的前言，他在裡面提到吉卜林和德萊頓：「兩人都更關注他們周圍的世界而不是他們自己的悲歡，更關注他們自己的感覺與其他人的感覺的相似性，而不是關注他們自己的感覺的獨特性。」布萊希特亦然。「從一開始，布萊希特的詩歌就完全沒有大部分現代詩之特點的那種艱深的私密性。」具備以上特徵的詩人不在少數，木心的《從前慢》、辛波絲卡的詩，在我心中也佔了很高的地位。

愈是追求複雜繁瑣，就愈是容易陷入孤芳自賞，以為最好的文學應該是最難理解的文學。以世人為牛，而歎知音難覓。後現代主義提醒了我們，也許更高的詩並不是成為蜂巢、根莖或迷宮，而是回到一滴水、一束光、一個柔軟的枕頭。我想起了波赫士的那個著名寓言：當一張地圖極其詳盡，大小如真實疆域一般時，地圖便失去了意義。詩也一樣。言有盡而意無窮，勝過千言萬語。複雜刁鑽的詩易寫，簡單明白的詩難做。詩意並不總是在艱深險峻處，也在平常事物中。中學時學寫近體詩，發現古代最上乘的詩作，大抵都是直白的詩：「空山新雨後」、「人生譬朝露」、「性本愛丘山」、「明月照高樓」……而寫現代詩的我們，也無可避免地陷入現代主義的自矜，把這些老舊詩人拋諸腦後，像蒲公英一樣從傳統文學的土壤上離家出走，卻在浩瀚的天空下茫然無措。

于堅說：「讀一首詩就是被擊中。」石子、匕首、彈珠可以擊中，可以被投擲，但一部電視機不能。對我來說，那些難以理解的詩就像一部精心製造的電視機，再粗壯的手臂也無法把它擲出。那些炫目的圖像，只能夠迷惑我們的眼睛。如果你造出了一部鋼琴，擲出的音符，還是有可能擊中我們的靈魂。但多數人能造出的只是一個空殼。只顧著疊床架屋，卻忘了最基本的傳情達意和語言的明晰——在我看來，是我們這代文藝青年的通病。也許就如木心所言：「能做的事就只是長途跋涉的歸真返璞。」又如《指月錄》：「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還是山。」王國維說：「唯美術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象。」有些詩人的文字自然帶有某種透明的質感，如洛爾迦，如楊智傑。文字的光映照在具體事物之上，安達盧西亞的風景和黎明像月光那樣敞開，隔岸海島的檳榔攤、水銀燈和海水從紙上湧出。當我們停止打掃地上的玻璃碎，抬起頭，也許才能瞥見窗外真正的星空。

202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