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平卓馬、電影與廚房、藝術的窘迫：鮮浪潮短片《氾濫》的編導雜記
關於戲名
兩年前，偶爾看到中平卓馬的《氾濫》，覺得怎樣都要將它買回來。
那麼大的一本書，根本放不進書櫃。只好隨手亂放，閒時拿起來翻翻——那條柏油路上的積水長瀉，從左上角到右下角，闊手一捺而下，像瀑布躺平在地面休息；地下鐵的梯間行人匆匆，如黑澤清《回路》裡的那些閃影；遮住建築物料的硬綠膠布被撐起了角，在烈日下很快便少了一道摺；霧水在我們不知道的角落流下鏽鐵表面。我一直拿起來翻，一直放下。後來一直放不下。
一邊翻看，一邊覺得，書裡面的影像和我當時很多的內心感受有感應：熟悉的空間在異化，城市被割裂開來再裝嵌，中間不嚙合的地方變成裂縫、變成新的空間。當時手裡寫完一份根本稱不上是劇本的劇本，也是想捕捉「裂縫」。
於我而言，兩年前很多令人難受的瞬間，都發生在事件完結後、獨處的時刻。那些痛楚雖然集體，但又因為過於無法轉換成語言而私密，私密到只能分裂多一個我出來共享。於是有兩個人，在我那份除了過份晦澀，至今還有很多不足的劇本裡說話、對話、自說自話。
那段日子，不論是熟人還是陌生人，都在靜下來的時間裡勉力地閒話家常。那種憋屈，感覺好像人們都在口袋裡暗中使力捏住甚麼，彷彿是對方的脈搏。有時候是在揣摩，這是否適合互相取暖的對話；更多時間則是想摸出話語下面，對方那層真實的質地，到底是甚麼顏色。
徐日升和 Gigi 在最無聊的言語間，感應到對方的質地相似，於是在脆弱的瞬間，在彼此也許從不知情的情況下，在也許從來不存在的空間裡相互支持著。私密的感覺就是這樣：與你貼近到讓你懷疑它不曾來過。我手裡又握著那樣一本書，這樣的瞬間串連起來，就是《氾濫》。
關於想說的
一條片如果拍得好，創作者該不會有在映後費力解釋的衝動；即使意象再紛紜，只要能以自己滿意的方式包合起來，完成後就可以永遠放手，不再多說一個字。如果按這個準則，《氾濫》確實拍得不好。
構思《氾濫》的劇本期間，我在某非牟利藝術機構當編輯。在那個地方，像 Sterling 在《廣告狂人》裡面說的，一如所有和文化／藝術相關的機構，每個人的抽屜底都有一份只完成了數頁的小說。這種形容誠然是誇張，但它就是這樣一種環境——每個人都有餘豁去做創作，每個人都有足夠的理論認知去互相欣賞，並在某些藝術的「廢／低級」上達到共識。
反送中運動爆發期間，在這樣一個創作者密集的空間工作，非常能彰顯一點：文化及藝術想要在社會運動的高潮中作出回應，是窘迫的。大家都失語，既無法繼續做「離地」的創作，亦對進行「貼地」的創作感掙扎：無人希望從創傷中獲利，然而得到迴響的創作必然會使創作者「獲利」。我們彷彿都體認到，回應社會的創作，應該發生在動盪以後，而無法在傷口還在不斷撕裂的瞬間發生。
徐日升是這種看法的表表者：在短片開首短短的夢境場口中，徐日升夢回大學時期，與同為學生報編輯的妻子阿彤角力，希望不要把受訪者的故事以小說形式刊登，而該直接寫成報導。二人的這層分歧，在阿彤早逝後仍然繼續：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阿彤，臨終前表示希望由徐日升來決定是否出版二人間的書信集。在徐看來，在社會動盪期間出版抒情的文字對事件毫無幫助，因此一直推搪與出版社洽談。
在中平卓馬對於攝影的討論中，不難看到徐日升這種自我批判的變奏。中平卓馬對於「攝影不該是藝術」的提倡難以用三言兩語辨明，因為當中牽涉多重迴路不同的思考，包括他認為變成藝術的攝影會落入少數特權者之手中，那樣的攝影將獲得一定程度的「神聖性」，而脫離現實，再難以顯露世界、包括他認為攝影就是攝影，任何冠以「藝術」的舉措都會容易混淆其本質、包括他厭惡所有企圖以攝影將世界「私」化，而模糊世界真像的作品，如此等等，皆艱澀難懂。
但有一點非常明白：中平卓馬是一個極度自我批判的攝影家。他在攝影中追求一種屬於自己的正義，而那種正義體現於他對藝術的抗拒。他希望還以世界它本來應有的樣子，不以「創作」之名賦予去從中獲取甚麼，或改變甚麼。就「去自我化」這一點而言，他和徐日升的看法很相像，也是我一度不斷反思的命題。
但 Gigi 的出現讓徐日升明白了甚麼。至於這點「甚麼」是甚麼，大概不同人有不同解讀。對我來說，那點「甚麼」是，在動盪的時局中，Gigi 對無用的詩文那點執著而幼稚的喜愛，讓他有了希望。他同時看到了創作的無用和有用。而在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身上看到這一點，讓他體會分外深刻——那種無用和有用，在和他生命原本毫無交雜的人身上滋長已久，始源他永遠無法追溯的地方。到底有多少無用的文字，在原本自己看不到的地方，慢慢給予人力量？
又，兩年前，我有幸訪問一位資深大律師，她務實與理想兼備的人格與品行，讓我無限欽佩。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她在反世貿示威中為韓農保釋，大抵是第一代處理與示威案件相關的義務律師；十多年後，新一代義務律師在示威中保釋香港人。我一邊閱讀有關她的網上資料，一直無法不想起自己的大學日子。現在她還在做義務律師，和年輕一代並肩作戰；而我則已不如大學時期般熱衷時事，反而從事文化事業。我在想像，自己到了她的年紀，會在甚麼地方，還在回應社會嗎？又以甚麼方式？
我在想像我們這種人的結局；徐日升就是這種結局的其中一種——基於大學時期對理想社會和理想政治制度的嚮往和憧憬，我們在動盪的時候，心底裡永遠比一般人多一種牽扯。有一部分的我們，將永遠以這種熱血青年的面貌活著。但這是痛苦的：因為在生活上，我們已經脫離了這種狀態許久——我因為實在無法違背心之所向，最終和法律、新聞這些和政治最貼近的行業擦身而過，投身文化與藝術——但心底裡有一個年輕的我們終究死不去，卻又大不過人生。
關於第一次拍嘢
在這裡要特別感謝監製阿謙、攝影師麥兜，和副導演 Lawrence。是他們在印象奇差的第一次見面後，仍然願意冒險接手我這個完全不懂拍嘢的人的劇本。如果換著我是他們，當天下午在咖啡店裡，汗流浹背地聽完面前的女生木木獨獨解釋完一次整份劇本，應該就會婉拒該次合作。不過他們當時大概「餓戲」太久，而且實在難得有機會拍故仔，所以無論如何還是想孤注一擲。
記得第一次真正促膝長談，是在麥兜的舊 studio，他們夾住我睇了《十萬火急》。我們四個之中，當然只有我還沒看過杜 sir 的這部「神作」，其中阿謙已經看了不下三次。火場那幕還是讓他們禁不住嘖嘖稱奇，講來講去只能驚歎「都唔知點拍㗎」。那些畫面讓人不斷質疑 cam men 和熊熊烈火的距離，感覺如不是衝進火海待到十級燒傷，根本拍不出來。電影結束後，阿謙看到我的表情，笑說我好像「不好呢味」，其實我只是有一點不好意思表露的感動。
雖然跟很多熱愛電影的朋友看過戲，但卻沒有跟每分每秒都「好想拍嘢」的人這樣看過戲。那種欣賞電影的專注是有點不一樣的：途中沒有對甚麼精美橋段、故事結構的稱許或分析，只有對怎樣拍出某個鏡頭的好奇與嚮往。因為出身電影系，他們既浪漫地熱愛電影，也熱衷電影作為一種技術。有時候，技術好就是電影好；電影的詩意就是靠勞力和機械協調而得出的產物，如此單純。
開拍當日在片場，我有種很強烈的感覺：這裡不是創作的地方。極端的說，創作只發生在拍攝前。
聽上去可能很諷刺、或很 counter-intuitive、或很可悲，但絕對不是這樣。拍嘢就是一件很身體的事——導演或許需要臨場做很多創意上的決策，但在整個拍攝過程中推著他前進的，更多是一種身體機能上的反應，一種「埋到身就要食」的感覺。他對劇本應熟稔如背好的公式，到了考場就只有極速的套用及計算：拍攝現場只有執行、執行、再執行。記得有一次放 break，我問 Lawrence 一道非常憨鳩的問題：點解每一次放 break 都要食煙？他只是說，因為唔想有停落嚟的感覺。
有兩個地方讓我最感覺到，在美好的事物背後，人只是不斷在運轉的齒輪：第一是西餐廳廚房，第二就是片場。讀安東尼波登的半自傳《廚房機密檔案》時，在談論 line cook 的章節中，他說到，好的 line cook 不需要是 artist，但絕對要是 craftsman，而這件事絲毫不會削弱一件事的藝術性。藝術家負責想像，但所有雄偉建築物的實際落成由工匠來負責。所謂「匠」，就是不懼重複某一工序無數次，以至能達到一定的速度、精準度、流暢度，能在有限的時間（即金錢）內做到想要的效果，那就是冶煉的結果。我感覺拍嘢也是這樣，除了導演還剩一點點 leeway 做必要的創作，現場需要的是匠人，不是藝術家。但做齒輪這件事，居然也這樣優美。
阿謙問過我數次，會唔會想再試下拍嘢。我立刻回答「想」，是因為我感受到了人們所說的「片場魅力」。我想它的意思是，在不同部門的高度協作間，所產生的一段彷彿真空的時間。在裡面，再沒有任何意念上的苦苦琢磨，只有人們依賴彼此的經驗去作反應和回彈。只有且行且看，只有做。
做導演誠然是困難的，對一個幾乎沒有拍攝經驗的人來說更甚。一開始，我不懂要如何有效地跟演員解釋情緒、不明白只是加拍一個鏡頭也會為團隊造成壓力、不習慣運用自己作為導演的權力來推進拍攝。我不明白，一切的細節都藏著決定因素。後來從短短的拍攝日子裡開始感受著細節的重量，並嘗試掌控一切無法掌控的，最後明白，導演的重要性在於存在。那段真空的時間一旦開始，導演是變成最微不足道的。
關於觀眾
雖然覺得受不起，但還是很感謝「豐美股肥」把首獎頒給了《氾濫》。我想我最安慰的，莫過於在他們極其用心的影評中看到，他們如何充分理解這部短片的種種不足與不成熟，卻仍然從中找到了讓他們覺得感動的地方。那無論如何，《氾濫》還是有它的存在意義。
因為工作關係，我無法出席很多的映後問答環節，但記得某次高先加場，不少觀眾對《氾濫》流露種種好奇，讓我感到無比感恩。有人如此認真地對待我們的作品，我們也該好好地面對自己的創作。《氾濫》只是一部有很多話要說的作品，台詞多不等於特別有內涵，意象多不等於藝術性特別高。我反覆揣摩過這部作品的缺點無數次，甚至一度無法直視它那種「文人拍戲」的質感，但在和觀眾互動過後，感覺也是時候要好好接受它，尊重它出現在這個地方、這個時候，並與其他人交流後，所產生的意義。它本來是甚麼，已經不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