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發生在15世紀初期歐洲的P國。當時C教盛行，天動說——一個在古希臘已經提出、由托勒密進一步發展與建立的宇宙觀——被視為唯一合乎教義的真理。然而，以天動說來解釋觀測時，行星的軌跡往往令人感到過於複雜凌亂，不夠簡潔優美。因此，有人開始提出另一種可能性——不是日月星宿圍繞我們轉動，而是地球跟其他星球一起圍繞太陽轉動的地動說。作出有關研究的人會被視為異端，一經發現初犯者會被警告與要求發誓放棄有關研究與學說，而有前科者則會被處以極刑。

5月1日除了是勞動節，也是程展緯的生日。一年前的5月1日，程展緯穿著港鐵清潔工制服，披上自製的垃圾膠袋，在港鐵站裡默站抗議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不包括在前線抗疫的清潔工人。今年51歲的他則披著「垃圾蟲」的裝束，批評港鐵的外判標書設計，仍然只是「價低者得」，令港鐵外判清潔工人的薪金遠比食環署外判為低。 自從2021年11月開始，程展緯成為港鐵的外判清潔工，在疫情爆發期間，他以工人的身份，不斷提出外判清潔工薪金過低、支援不足、不受保障等等問題。他也經常運用社交媒體，分享自己做清潔工的感受和趣事。在傳統組織土崩瓦解的當下，繼續令工人的聲音被大眾聽見。

Book Channel 第二季經已全部播映完畢，過去幾個月嘅嘉賓，包括世界級生態攝影師 Samson 蘇毅雄、金馬獎得主黃衍仁、歌手、演員麗英、「牛下女車神」李慧詩，將 Book Channel 推向世界級嘅高度，多謝大家！聽晚11點，睇埋我哋最後一條終極花絮！ 金馬獎得主黃衍仁離港得獎前訪問曝光！麗英 分享入行心得！即睇Book Channel終極花絮！

Book Channel 最後一位嘉賓，將會介紹今季（希望唔係最後一季）嘅最後一本書——今集繼續有請「牛下女車神」 Sarah 李慧詩介紹吉卜力 動畫製作人石井朋彥《回憶修理工廠》！

Book Channel進入本季完結最後倒數，有請今個禮拜世界級壓軸嘉賓——牛下女車神——Sarah李慧詩同我哋講村上春樹《關於跑步我想說的其實是…》！！！！！！

陳梓桓執導的紀錄片《憂鬱之島》，近日引起不少爭議與相關討論，《鏗鏘集》前資深編導潘達培，談及《憂鬱之島》讓他印象深刻的場面，以及那場引起爭議的監獄對話，認為電影是真誠的作品，讓更多人參與映後討論，以至去問：「對你來說，香港是什麼？」看過了，褒貶隨意，也自由表達。權力無處不在，抗衡也應如此。

街頭硝煙散去，塗鴉痕跡隱沒，但光影殘像仍像幽靈縈繞城市，成為無可消除之傷。陳諾諺以周敬勤的《天暗亦明》、姚仲匡的《暴動之後，光復之前》和郭臻的《夜更》三部作品為例，從倖存者、物和旁觀者三個角度，看電影如何回應反修例運動的記憶與後遺的集體創傷。

T（化名）被判囚16星期，在判刑之前，他接受了虛詞採訪，訴說了自己的一直以來的經歷，也談論了關於去留的想法。

反高鐵護菜園運動後，一群從沒下田的香港青年，在元朗錦上路謝屋村成立了生活館。在香港耕作並不輕鬆，十年過後，生活館創辦人卻信念不變：「呢種生活係可行㗎，就算喺香港呢個咁仆街嘅地方，都可以㗎！」寂靜春天來臨前，我們還有田可耕、有生活可作抗爭。

但現在不同了，我們令這些力量產生矛盾，加速它們的碰撞，大家便知道，喂，你唔好以為我地幾百年來都唔出聲啊。

害怕街上傳來氣味。害怕一切揚聲器，害怕每次與人討論未來之後，彼此靜默。

我哋一邊廂見到香港聾人爭取佢哋嘅文化權利（包括對佢哋嘅母語尊重同承認），但另一邊廂我哋就見到中國共產黨點樣將新疆嘅維吾爾族人再教育，漢化，壓制佢哋嘅語言文化宗教，似乎係進行緊一場cultural genocide文化上嘅種族滅絕！

在「小說改編電影」課上，我死都要教徐克版的《倩女幽魂》。1987 年的電影，比同學都要老。而且很多人都已看過，興趣自然不是很大；今年又兼遇上舊生被控暴動，不少同學去了法庭聲援，課室學生又少了點。但我還是，覺得非要講《倩女幽魂》不可。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日前（九月六日）舉辦講座，邀來鄭詩靈教授、譚萬基博士、周豁然女士、鍾浩浲先生，以人類學角度解釋「暴力」的不同面貌。講者提到，我們的日常生活其實充斥著無形的暴力，法律、經濟、生活價值等看似和平的秩序，無不是通過看不見的暴力來維繫。最後，講者亦討論了邁向非暴力的可能。

「咦？佢又喺度。」每次在live或臉書見到何韻詩夢遊的身影都暗自一驚，她總是企得這麼前，而且，幾乎是每一次，點解可以連眼罩都冇？從雨傘運動走到今天以「反修例」拉開序幕的抗爭主場，五年來香港人經歷了多少，何韻詩也就經歷了多少。近日的文宣講得好，「黃藍是政見，黑白是良知」，連大家都開始有「核彈都唔割」的覺悟，就知大家有幾想贏，不只要完勝林鄭、摑她一巴，更加要贏回香港人的良知。大家堅持不割席，問何韻詩點先會割，她答得堅定，除了強權，其他點都唔割。

香港社會運動演進中，很多人從麻木中醒來，為自由作最後一戰。詩人英培安、劉偉成、璇筠也用詩歌為香港鼓氣：「全世界都知道 / 他們奪走我們 / 本來擁有的自由呼吸 / 他們違背承諾……」

她站在電車軌上，踮起腳向前方遠眺，都是密匝匝的黑衣人群，天氣悶熱得很，人很多，幾乎大部分時間都在等，她用鞋底反覆擦著油亮的金屬路軌，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人群安靜地推擠，大家都在濃重的疲憊中，在等待些什麼，默言不語。

繼一百萬人走上街頭，又有二百萬人懷著更悲憤的心情遊行，似乎整個城市都無路可逃了。這是一個必須要立即處理的政治問題，否則這將會變成整個城市秩序、政府管治的不穩炸彈。但對所有人而言，又何嘗不是一件難以逃避的事——中立不是一種選項，任何靠市民「搵食」的人，都會有發聲的期望。

充滿欺騙與撕裂的1957，是中國現代史上無法淡化的年份。從「大鳴大放」到「反右運動」，這一年中共政策變化之劇，令知識分子們陷入了兩難選擇——發聲，抑或沉默。作為時下重要學者，楊絳與錢鍾書夫婦雖然倖免於難，但也無法免於風波。

在香港，作家難以成為正職，多數寫作者要靠其他工作維生；而在中國，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自毛澤東以來，文學都被視為政治的工具），寫作者進入作家協會體系、成為專職作家的情況屢見不鮮，王安憶亦是其中之一。1987年，王安憶進入上海作家協會創作室工作，之後陸續於上海作協、中國作協擔任要職。作家進入體制，是否會改變其創作的立意？我們無法輕易判斷。但肯定的是，長期置身於社會語境的王安憶，對文學與人的境況自有一番觀察。

辦公桌前王安憶坐得端正，頭上紮著髮髻而顯得幹練。敲門入室時，她昂起頭看著我們，閃現出一種獨特的警覺。王安憶的辦公桌擺設質樸，檯面上有些許文件，電腦長期關著，還有一部老式到非常耀目的非智能手機。被問起是否刻意與這個時代保持距離，她輕輕回答：「要讀的書那麼多，要學習的東西也很多，對新技術便不是很有興趣。」王安憶是這樣的一位創作者，樸素而直接，利落且敏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