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裡的香港與不再流動的河——陳炳釗、董啟章談《對倒．時光》

假如時光可以摺疊，今天的香港與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會有甚麼分別？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二十周年劇季，改編劉以鬯《對倒》和董啟章〈對倒《對倒》〉的劇作《對倒．時光》便嘗試將今昔香港作對倒呈現，在光影流轉之間，觀眾穿梭於六七十年代與近未來之時空，《對倒》裡一對經典角色又再活現眼前。編劇陳炳釗與黃呈欣將《對倒》揉合〈打錯了〉、〈大眼妹和大眼妹〉等極短篇故事，重新呈現篤信機偶的淳于白和幻想少女亞杏，同時亦為今天的香港鑄造了另一對對倒人物——深漂（在深圳生活及工作的非深圳人）黃思進與港漂（在香港讀書或工作的非香港人）藍丹丹。

重視生活質感　典型中見不典型

以港漂與深漂作為樣本，是一個無心插柳的決定。起初陳炳釗只是依循董啟章文章裡的設定，寫一對後生男女，「我的座標是說現代人的故事，若再找一個年老一個年輕的，這樣的對倒就太刻意了。」那時他想寫一個經歷過傘運的男生，剛巧碰到一個很久沒見的朋友，一問之下才知他搬了去深圳，「不是甚麼政治考慮，只是他需要工作室，而上面地方比較多。」於是他就決定以深漂為創作對象。

身邊經歷過傘運的文化圈朋友很多，或許大家都有過相似的情緒與反應，本來他也怕這樣的角色定位會太刻板（stereotype），但後來又覺得擔心有點多餘，因為劉以鬯早就示範了他不怕定型，「他以兩個標誌性的人物來說一種生命狀態、社會狀態，其實已給我很大保護罩，只要有足夠冷靜和距離去講一件事，那就不用怕。」他說，「而且典型也意味，他是真實、普遍的，只是我要小心拿捏。」

董啟章認為對倒這概念很難不典型，「若兩個角色都不典型是對不上的，典型是無可避免，但要思考如何在典型中做得不典型。」他覺得以兩個時代作對倒的構思是不錯，人物典型但不會太樣版，能夠感受到兩個人物的生活質感，而不是單純的符號。「將原本《對倒》與現代版並列來是有趣的，儘管它未必刻意去扣連，但至少不覺突兀。」

文學改編劇場的深與淺

陳炳釗改編過不少香港文學，包括也斯的《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和董啟章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與長篇小說相比，短篇已經相對容易，「改編長篇有很大程度會扭曲作者原意，長篇小說的結構很複雜，裡面包含作者的視野，而劇場改編長篇必需將篇幅縮減，縮減的過程便會改變了作者的想法，短篇相對上能夠和作者接近一點。」選擇文學作品進行改編時，陳炳釗首先考慮的是作品的視野，「透過故事和人物能否看到背後的世界，簡單來說是一種歷史感、時代感，故事是否曲折精彩都不是重點，而是蘊藏在作品背後的世界是否我想通過我的作品去呈現。」

在反覆的摸索中，他們開始掌握自己的座標——以作品呈現當下社會狀態，以及現在的人如何看「對倒」這概念，「我覺得那種時間的對照和穿越是有趣的，也很重要。」在編寫劇本的過程中，刪掉也不少，他們本想寫黃思進在深圳辦攝影展，但又覺得再說會太「凸章」，而陳炳釗本想再多用《對倒》裡亞杏的部分，但與演員的討論過程中，他們又覺得這樣做太多，所以就成了現在比較簡短的版本，他笑言：「我好久沒排一個戲是這麼短。」（董：「以前無三個鐘都唔做。」）

以模型重塑失落的時光

舞台中央有一個圓形地台，盤根錯節出街巷的紋理，戲初四位主角各自在其上拾起一件模型，有黃思進手上象徵意味甚重的破建築模型，也有淳于白手上用來呈現〈打錯了〉故事的巴士站模型，模型世界與真實世界，本已是一種對倒。董啟章對於模型的印象尤其深刻，「模型令人聯想到劇場空間，原著裡亞杏洗過澡後躺下唱歌發白日夢時，她說自己好像去了片場，在化妝台前幻想自己喜歡的男明星出現。片場佈景其實也是一個模型，非常精緻、美麗，而佈景外面的世界則是雜亂無章。原著都有不少這樣真假對照的設計。」

決定以模型作為創作元素的時候，陳炳釗並不知道劉以鬯也喜歡砌模型。「最初是有點高姿態，我想將整個舊世界化成模型，將它距離化，然後玩一種幻覺狀態，比如我砌出一條很精細的街，再用live cam將它放大，然後在上面行，令大家覺得所有回憶都是虛妄，雖然我覺得是這樣，但太強烈就會變得高姿態，慶幸我沒有這麼多錢（笑），也沒有資源去做，當時模型師告訴我要用一年時間才做得起，也很貴，幸好我們的設計師也喜歡砌模型，他拍心口說想辦法給我們做。」

陳炳釗曾經抗拒模型，因為覺得砌模型總有點戀物，但為著今次創作訪問過一些模型師後，他對模型的態度開始轉變，「那些模型師真的很樸實，好像做手工藝的匠人般，他們付出很大努力，令我開始覺得模型或許只是在鏡頭下被簡化了，其實砌模型的過程很有意思，種種因素令我重新思考何謂戀物，以及我們如何對待物質化的記憶。」以模型重現一個失落的時代，或許少不免有點懷舊，但他卻覺得懷舊也未必是壞事，「懷舊也有複雜的層次，或許我們必須穿過它，才能重新詮釋、掌握失落了的時代。」

董啟章認為懷舊很難避免，當你要呈現一個過去的時代，那已經是懷舊。「懷舊往往與消費相關，懷舊感是一種消費態度：不用投入、不需牽涉其中，你只是覺得：『嘩！好正！』。重點在於你是否為懷舊而懷舊，在那即時的懷舊感之後，是否能夠打破或製造一個距離。」那些精緻的模型常常令他覺得不可思議，但亦感受到一種強烈落差——事物的消逝其實輕而易舉，但要重造出那種感覺，卻要花費幾十幾百倍的氣力、心思和時間，「我不知道有甚麼意義，但那種感覺卻很強烈。」

圍困與停滯　當下的時間感

黃思進說今天的旺角西洋菜街就像一條不再流動的河，他奉命拿壞了的模型由深圳回港找模型師修理，但一直收不到上頭的指示，在茶餐廳裡等待到夜深；另一邊廂，藍丹丹在茶餐廳裡閱讀《對倒》，不知應該離開抑或留下，在這裡呈現的圍困感與停滯感，是否就是陳炳釗對當下的感受？「我又不是那麼悲觀，但我想普遍我們現在的處境都有種不知該怎走下去的狀態，另外就是更加清楚香港與其他地方的差異，即使有人說捍衛廣東話，但我們的廣東話已經跟廣州很脫離，種種情況都令我們好像困在一個很小的空間中。」年輕時對於世界的廣闊想像，竟不知不覺被不自由感取代。

「那種圍困感，有部分是自己做成的。」董啟章說，「有時候人愈是要守護甚麼，就愈是縮進去，並將其他東西排除，其實這樣是死路一條。」以前的香港之所以充滿生機，因為以前香港不用守，而是吸，「香港百多年歷史是甚麼？就是吸，不斷吸，甚麼進來都吸，演變成一個開放體，雖不是將所有東西吸納後香港就很理想，香港仍然有很多問題，但她的生機始終是源自於吸。」可是當我們不再吸，開始抗拒，不斷退縮，那種生機似乎就停頓了，「不論是抗拒大陸或西方，大家現在只想守住自己的生活，最後其實是消耗自己，守不住任何東西，因為你已經很虛弱，沒有吸收。」

以捍衛廣東話為例，現在有人開始提倡廣東話書寫，董啟章卻害怕有一天現代漢語會變成外來語，「我不贊成『香港只能用廣東話』這種極端講法，這樣收窄下去，我們的語言會變得很貧乏。」他指出即使是英語也不只屬於英國或美國，每個地方也能擁有屬於自己的英語，「所有東西我們都能擁有，多元才是守護之道，單元是守不到的。」

默想或行動　劇場的介入

劇中黃思進曾是社運青年，要在劇場裡呈現社會當下狀態，似乎都不可避免觸及社運。雖然陳炳釗並不打算以劇作探討傘運，或展示任何立場，但也不想完全避而不談，或許在角色身上呈現一種有志未竟的鬱結，便已經足夠。「某個階段的我們都希望藝術能夠介入行動生活，但冷靜去想，藝術在本質上還是默想的成分較多。」陳炳釗引用董啟章在《學習年代》使用過的「默想生活」與「行動生活」的概念，「我們曾經希望影響能即時發生，但現在我覺得應該不是這樣，還是不要直接去想，有時候行動不是處心積累做成，可能是不知不覺喚起的。」

「無論劇場或其他創作形式，都不需刻意回應社會，太著意可能是種局限。」董啟章說，過度沉浸在當刻的情緒，沒有距離的創作，很容易會成為表態，他覺得創作者若以作品表態，「覺得自己做了點事」，這種感覺是危險的。可是，在科技、媒體以至社會的催逼下，人卻時時刻刻被要求作出即時回應，董啟章提醒我們即時回應可能帶來的傷害：「它可能是情緒化的、片面的，另外，太多事情需要回應，也意味你會忽略或遺忘了某些事，陷入不停追趕的局面。」或許，創作的人始終需要沉著，當所有人都在說話的時候，創作人更加要忍耐、等待和細看……

回到《對倒》，劉以鬯以他冷靜的目光寫香港的六七十年代，陳炳釗認為他是刻意捕捉時代的轉折，「比如他寫海底隧道通車，那些狀態他是刻意寫出來，因為他感覺到時代在變，如果不是七十年代初，香港進入一個繁榮的年代，淳于白這個角色可能沒這麼有力，而亞杏這種物質少女，放在六十年代可能唔work，放在八十年代又太平凡。其實香港節奏這麼快，很多東西都過時，我們隔十多年又有一次時代轉折，而不斷重讀這個作品，就是在提醒我們，我們的社會是怎樣一步一步走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