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多的在想,人如何超越自己?」──筆訪謝曉虹《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

專訪 | by  李卓謙 | 2020-10-30

記得讀大學時,問過曉虹一個白痴問題:「如果你腦海閃現了一個故事,不及時將它寫下來,會不會很快就忘記?」那時曉虹大致這樣回答(非確切字眼):「不會,故事會一直在我的腦子裡。」那大概就是《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後記所指的「念念不忘」吧。


那時是2014還是2015年,如果按後記所寫,《鷹頭貓》的故事早在她腦海了。背著一部長篇小說接近十年,這部小說跟作者與我們一樣,經歷過香港大大小小的動盪時刻,小說生命早就不知翻過幾多遍。


檔案損毀過,名字仍然留下。作為謝曉虹第一部長篇小說,遇上香港風高浪尖的關口,在她筆下影子幢幢的城市,此刻讀來卻無比鮮明。


問:據後記所寫,這個故事自2011年便陪伴著你,同時也經歷了香港數不清的動盪時刻,以致我讀起來,感覺這個故事的時間跨度很長,一時像讀十年前的故事,一時卻極近當下,故首先想問你在創作這長篇時,外間發生的事對你的影響有多深?寫作時面對什麼困難?脫稿後又有什麼感受?


謝:我想你其實已看出來了,香港時局的變化,對這個小說的影響是決定性的,我不知道這是否理想的寫作狀態,但只能如此。最初構思這個小說時,社會運動就是愛情故事發展更深層的動力,但我一直沒有能很好地指認它,直至到了反送中,幾乎就像靈光一閃,小說有些更核心的部分才能成形。


這是我第一次寫長篇。最顯見的困難,就是我有一份全職的工作。小說寫作的節奏打斷了,我往往得花很長的時間,才能重新投入──我想,寫長篇的人大概都需要一段隔離隱居的時間。但我很高興把它完成了──那大概就像欠自己太久的一份功課,終於交出來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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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教授Q作為某種典型人物,他所代表(或諷刺)的是一群受益於香港黃金時代、逐漸上岸獲得高薪厚職的所謂「離地」中產,小說前段花不少篇幅去講述香港發展歷程(我或稱為「香港身世」),我想是熟悉香港的讀者都頗耳熟能詳的一種論述,故此想問為何仍要一再「複述」這段身世?有沒有其他你想達到的效果?


謝:我希望這小說沒有真的把教授Q寫成了某類「典型」人物。


教授Q身邊的人(他的太太及朋友),可能是你說的「一群受益於香港(陌根地)黃金時代、逐漸上岸獲得高薪厚職」的人,但教授Q不是。教授Q並不在陌根地長大,偷渡來到此城後,必須在海味店打工,入讀大學時,也早已超齡。他身邊的人,根本不知道他真正的來處。至於圍繞他的人,如果仔細追溯起來,其實都必有獨特的故事。做研究時,我們才喜歡把人簡化和歸類,我相信小說世界裡,沒有一個人物是真正的「典型」。


小說第一章有關陌根地的「身世」,能刪的,其實我都刪去了。與其說是要寫香港的發展,這章更多的是一個developing shot,沿此建立起一個人物所駐足的處境——我並沒有預設這部小說只是寫給當下的我,或你,也就是很容易直接把當下香港經驗讀進去的人,因此必須有第一章,才能讓這部小說自足。


問:教授Q這個人物,對他居住的城市缺乏歸屬感(或曰疏離)亦對自身的工作缺乏熱情(甚至藐視),這種不屬於任何地方的感覺,在寫少年Q的時候我想是帶點同情的,但到教授Q卻彷彿變成批判,這種由同情至批判的變化是怎樣發生?又引申到另一問題,一個人對所居住的城市沒有歸屬感、對身邊發生的事情無動於衷,是不是一種「惡」?


謝:我想同情或批判,都只是讀者的感受。有台灣的朋友告訴我,相當同情教授Q,但香港的朋友,似乎更多的讀到他的「惡」。能夠心平氣和的時候,我比較不願意用善和惡來論斷人。人類某些軟弱之處,其實是共通的,但我們的經驗卻不平等。有時我會想,如果我的家人沒有在八十年代把我從內地帶來香港,讓我有機會在這個相對開放自由的城市中成長,我究竟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


另外,沒有歸屬感不等於無動於衷,有時,疏離的目光是洞見和批判力的來源。教授Q對於許多人事無動於衷,因為他所過的,是一種自我欺騙的生活。而真正能完美地自我欺騙的人,就算千夫所指,還是能心安理得地過活,教授Q卻也不是這樣,所以才會感到痛苦。


問:人偶愛麗詩,一方面好像附屬於教授Q,作為完整他角色生命的一個部件,充當被啟蒙的角色,甚至洩慾對象;另一方面,故事又安排了她推開那扇門,進入城市的潛意識,揭開更深層的真相;而第31章又似乎在暗示,愛麗詩或許是另一個人的分身,她曾經是一個人等等。人偶有什麼吸引你的地方?直到結尾,人偶意有所指的化作一具「浮屍」,你是何時決定她的結局?


謝:我很喜歡由發條、齒輪驅動的自動人偶。當它們動起來時,好像你真能看見生命是一種運行中的動力。至於啟蒙,我想,生命是互相影響的。愛麗詩是一種人偶,教授Q未嘗不是。教授Q為何忽然想起老朋友?掛在他辦公室的畫又從何而來?如果是教授Q啟蒙了愛麗詩,那麼是誰啟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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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很早就設定了愛麗詩的生命,將會以不同於人的方式轉化,或許你可以說,她選擇了與教授Q分道揚鑣,具體的場面,則是後來的決定。不過,我們其實無法確定結尾出現的是浮屍,還是人偶。如果是人偶而流出血來,那麼她算是向死而生,還是向生而死?


問:在你筆下的城市,感覺像一個充滿機關與暗格的箱子,彷彿角色能輕易從某條裂縫推開一扇通往別處的門(那別處可能是一個異空間、一個秘密場所或一座城市的潛意識)這種對於城市空間的想像,是怎樣培養而成的呢?


謝:這其實就是我看見的香港。二樓書房、秘密樂隊、髪廊、文青咖啡館和時鐘酒店可能不過一牆之隔。我從前住在火炭,回學校時總會經過工廠區,有時走進去,看到烤乳豬的就在畫油畫的對面。寫的時候,經歷了佔中,我也時時想起夏慤道上的單車發電裝置、有人在那裡搭起讀書區、搬了沙發在馬路上聊天,在石屎地上種虎尾蘭的夢幻場景。


問:「夢」與「潛意識」在小說中佔很重的份量,後段甚至出現「機器造夢人」,「通過造夢的力量,來超越現實世界的界限,來武裝自己,把自己變成像機器一樣強大的人」,這幾段描述賦予了夢某些積極的意義,它彷彿能通往無限的可能性,同時具揭破現實的力量,但不能忽視的是,說話的人卻是從原來居住的地方「逃」到那裡,而機器人所造的夢似乎亦無法撼動巨大的現實,這種矛盾的設置令我反思,小說裡「做夢」到底是一種逃遁抑或反抗?是消極抑或積極?


謝:夢一般被看成是相對於現實的一種狀態,但它和現實的關係,我想到兩種可能性:按精神分析的假設,夢只是我們自身的潛意識,一些被壓抑的慾望,它的浮現也不由得我們自己控制;但也有些人相信可以通過特定的技巧,做清醒的夢(lucid dream),並沿此對自己進行訓練,改變現實的自己。


與其說反抗,我更多的在想,人如何超越自己?小說裡的人偶希望變成人,她所遇到的人卻在模仿機器──機器其實是不做夢的,它們「造」夢,機器造夢人,企圖變向機器,想要擺脫某種可能也是被設定的人的狀態。在後九七的香港,一波又一波的社會運動裡,我看到人們除了想改變某些從上而下的政策,也在努力超越自己。


問:小說批判大學制度僵化(「它的目標,只是讓大學這個無法再刺激與創造任何新知識的機構,以一副堂皇的表象營運下去。」),同時你也在大學任教,而且是創意寫作這在當時香港的新興學科,任教這些年後,你怎樣看待創意寫作在香港的前景?將「創意」學科化到底也是一種僵化?抑或它有獨自的生機和可能性?


謝:我的教學經驗,其實更多的來自著重文學研究與批評的中文系,而不是創意寫作課程。在香港,創意寫作仍是新興的、邊緣的一個學科。像你這樣從創意寫作BA畢業的同學,除了港大的MFA,幾乎不可能在香港升讀相關的研究院課程;創意寫作系的老師,他們的創作能不能當成研究成果接納,目前政策也是非常含糊。我們沒有太多系統化的創意寫作教材;在大學裡,教創作的寫作人,往往把自身的理念和經驗,轉化成獨特的教學方式。而這種邊緣的處境,弔詭地,正是目前大學創意寫作課程的活力所在。


當有一天,有人要編出一套系統的文學創作教法,要求老師依從,又或者某天升讀MFA成了創意寫作學生的主要出路,學生的美學取向與升學、找工作掛勾,那時,你便知道大學裡的創意寫作系,很可能已成了扼殺創意的地方。


最後我又問了曉虹跟文章開首差不多的蠢問題。對於作家腦子裡的故事片段,有多清晰具體才會化成小說,又有多少來不及寫出來。當做滿足自己小小好奇心。


謝:我的電腦抽屜裡,有許多只有模糊輪廓的東西,誰知道哪一天我能完成它們?但縈繞不去的故事、片段,就說明它對你來說是重要的,只是還未找到適合表述的方式。《鷹頭貓》固然寫了許久,我不少短篇也是放在雲端心裡好多年,才終於寫出來的。有一年在歐洲旅行,在船上看到一個獨自站在河邊的人,非常綠的河水,那人一直把手裡一束植物摘成一片片,撒到河裡去,那時心裡忽然很受到震動,卻說不出為什麼。我仍希望終於有天能把這場面寫進某個小說裡,或者我到時便會比明白當天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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