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從宮城良田的視角開展成長故事，宮城在爆發的咆哮中將哥哥的夢想內化為自己的夢想，找到了人生的目標，可能只是一再肯定《SD》是熱血的運動漫畫，但對於鄧小樺來說，《SD》的魅力，一直來自其深刻的矛盾性格。憂鬱者的熱血，離群者的團結，沒有目標的人在奇蹟的瞬間中肯定了自己人生唯一的目標，然後忘我地純粹地投入。某些奇蹟的瞬間，這些憂鬱者離群者無所用心者，離開了原本的自我而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像言叔夏在《沒有的生活》中所說，某些時候我不想成為的就是自己。 (閱讀更多)

《兒子可否不要走》這個港譯片名，教人會心一笑。因為導演的前作就是《爸爸可否不要老》。電影主題雖圍繞「兒子」，其實著墨更多的是為父之難。對兒子一廂情願的愛與犧牲，都來自他自己的成長創傷，他對自己父親的怨恨。「你不覺得一個五十幾歲的男人還放不低自己的童年創傷，是很丟臉的事情嗎？」老父親就是那麼冷漠毒舌，卻完全看穿了兒子的心事。他要醫好兒子的情緒病，都可能出於某程度上的自私念頭，其實是要成為一個比自己父親稱職出色的父親，驗證「我並不會成為另一個你」。隨著劇情發展，那才明白電影標題「兒子」同時暗示了兩個角色。每個為人父親的，都曾經是另一個父親的兒子，都在上一段父子關係中受過創傷，然後遺傳到下一段父子關係。 (閱讀更多)

在抑鬱症流行的時代，到底我們如何理解它？法國導演Florian Zeller今年交出三部曲的第二部《兒子可否不要走》，講述高中的兒子患有急性抑鬱，在他身邊的父母，如何應對日漸失效的溝通及倍增的煩惱。在神話經典裡，愛經常被描繪成偉大、神奇、可化解一切困難，馮曉彤認為電影把我們拉到現實世界反思——原來在疾病面前，愛也變得無能。 (閱讀更多)

捕捉香港人對自我身份的追尋，一直是張婉婷導演生涯所探究的課題，江俊豪認為《給十九歲的我》既有記錄片的紀實，更有劇情片的神韻。電影主軸放在六位千禧年出生的女孩，在英華遷校時期的十年成長故事。拍過大歷史和小人物的張婉婷，不願放棄的，正是這群走進歲月裡的青年人。 (閱讀更多)

這幾年，社會運動同疫情掀起對於一波「離散潮」的討論，無論是《飯戲攻心》定是《闔家辣》，內容都是圍繞聚與離，「不論地理上處於甚麼地方，只要人喺邊，屋企就喺邊」。偏偏只有《正義迴廊》，透過法律電影的題材，點出對這刻香港最重要的叩問：面對最嚴重的創傷，一個個體，乃至一個社會，可以又應該如何？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