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以鬯在《酒徒》中感嘆，在香港藝術一沾上交際舞便變了質。然而，梁明暉指出在五十年代的香港，交際舞曾有著另一種姿態。當時，舞女與女明星並列，社交舞從娛樂工具演化為藝術表演，尤以舞王謝魯八與舞后羅佩雲為代表。他們的舞姿展現肢體佈局的創作意識，透過舞廳、電影如《莫忘今宵》與《新娘萬歲》，以及南洋演出，將社交舞舞台化。 (閱讀更多)

石啟峰讀畢Vincent Pak的《Queer Correctives》，指出該書揭示了日常話語如何細密地編織對酷兒社群的無形傷害。作者運用傅柯理論結合社會語言學和酷兒理論，剖析新加坡「新恐同」現象，如TrueLove.Is機構利用愛與悔改修辭，將同性慾望描繪為需矯正之罪。此外，書中提出「線」與「家」的意象比喻，前者象徵異性戀規範的僵直路徑，後者暴露家園的排他性。雖然作者的分析聚焦於新加坡的語境，但石啟峰認為書中的論述同樣適用於香港，如《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的爭議便是一例，突顯語言如何被主流權力用作武器，鞏固異性戀規範，並邊緣化酷兒社群。 (閱讀更多)

易山傳來影評，指出杜琪峯電影宇宙以硬派陽剛與宿命主題聞名，但其女主角的塑造同樣引人入勝。從《龍鳳鬥》中愛財的鄭秀文到《柔道龍虎榜》拾銀紙的應采兒等，杜sir眼中的女性「貪錢」與「神經質」源自對舊香港的社會觀察以及受《蒂凡尼的早餐》西方電影的啟蒙，反映出一種老派紳士的男女關係理解。儘管這種塑造略顯刻板，易山以《東方三俠》為例，指出杜琪峯曾描繪出立體且具主體性的女性群像，認為杜sir的女主角是特定時代的產物。 (閱讀更多)

立陶宛能夠在面對強權時有著不退縮的骨氣，或許來自他們經歷過二戰及冷戰期間的歷史，而從其文學作品中亦可昭見。趙恩潔指出Ričardas Gavelis的《維爾紐斯撲克》中，以迷離破碎的敘事，揭示蘇聯統治下人性的猜忌與自我審查；Jurga Vilė和Lina Itagaki的圖像小說《西伯利亞俳句》透過孩童的純真視角，呈現流放悲劇中的童真與希望。儘管兩部作品風格迥異，卻展現出立陶宛人以文學作為抵抗歷史的壓迫，在集體創傷中注入人性光芒與樂觀，重新詮釋歷史傷痕。 (閱讀更多)

徐雨霽讀畢張歷君的《文學的外邊》，指出書名「外邊」一詞意涵豐富，既點明香港在華語文學中的邊陲位置，也象徵其作為一種「走向他者」、聯動世界理論的開放姿態。此「外邊」性更是一種批評方法，呼應陳冠中提出的「香港作為方法」的視角，以「視差」重構內外疆界，使〈魯迅「內面」之發現〉一章可謂書中的「文眼」，以魯迅「內面」研究在冷戰香港的發現為核心，揭示曹聚仁與李歐梵在冷戰的特殊語境下，如何突破意識形態的二元對立，開闢「非左非右」的第三條路，構成香港面對中國與世界的文化隱喻。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