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波中的掙扎，如何拔除離婚滋生的腐朽回蕩？——讀Rachel Cusk的《Aftermath》

編按：文章標題由虛詞編輯部擬定

在一次歐遊之旅閒逛書店，筆者因一頁設計精緻的書封而認識到英藉作家Rachel Cusk。她的敘事風格冷峻而幽默，有著哲學性的洞察力，卻處處流露身為兩兒之母的溫度。《Aftermath》是Cusk個人經歷離婚的記錄，通過一連串人物相遇和對話，作品揭示出離婚對價值結構的衝擊，以及在災難餘波後活下去的可能。

婚姻破裂後，Cusk重新獲得一個局外人的凝視觀點；但今次，無知之幕已經被撕毀。「婚姻有一個公開的面孔，一種表演的面向，就像身體有皮膚一樣。」(Most marriages have a public face, an aspect of performance, like the body has its skin.) 這種「表演」是婚姻的外在形式，它「吸收混亂並將其表現為秩序。」(It absorbs disorder and manifests it as order.)

根據婚姻的秩序，生命力自然而然地湧現：孩子出生，權力積累，關於未來的各項規劃茁壯成長。這份力量的根源，不僅是一紙法律或社會契約，更是一種信念，相信家庭包含的一切都是正確和真實的。基於這份信念，人們願意在婚姻中付出、容忍，甚至原諒許多原本難以接受的事情。

當形式和信念被破壞後，關係裡本來難以接受的事情，像破繭而出的癌病，一發不可收拾。第一個故事裡，夫婦怨懟的爭吵被赤裸呈現。前夫指控她為「女權主義者」，這促使Cusk反思：假若「女權主義」可以是導致離婚的罪名，莫非她破壞了婚姻裡那套潛在的性別觀念？

婚姻的浪漫表象，隱藏著關於女性角色的隱喻：「那個既美麗又會做飯和打掃的生物 。」在傳統婚姻中，女性往往被期望承擔更多家庭責任，而男性則被視為經濟支柱。她憶起自己的父親，多年來每天規律地上班，「就像上帝一樣，父親通過缺席來表達自己；或許，對一個不在場的人心存感激更容易。」相反，母親的女性身份則成為了近乎原罪的禍根，因為她在家庭的「揮霍與苛索」，理順了男性外出工作的「天職」。

到Cusk組織家庭時，她要求兩性平等，堅持不捨棄自己的寫作事業；但她很快發現，兼顧工作的母親需要採取一種英雄式的存在模式。英雄相信自己與眾不同，但這層偽裝底下，掩蓋了她日漸積累的孤獨。孩子滲透全職母親的生活，「就像染料滲透水一樣：沒有一部分能保持原色。」孩子的勝利與失敗就是她的勝利與失敗；因為經營孩子是她的工作，她對世界的經營也透過孩子來實現。然而對丈夫而言，孩子似乎是他給妻子的替代品，一種過渡性物件（transitional object）：男人利用嬰兒，作為逃離妻子的工具。他獲得自由了，因為嬰兒的誕生象徵男女之間的浪漫已經結束。女人曾經以為擁有骨肉會增進感情，現實卻事與願違：「她終究不想要一個玩偶——她想要的是一個男人，一個愛她、渴望她的男人。」

承繼自原生家庭的兩性定型太根深蒂固了，以致當她在婚姻中追求平等時，所謂「平等」也不過是定型的反色負片而已。Cusk如此總結：「我所經歷的女權主義，實際上是我父母傳遞給我的男性價值觀。」這就是婚姻的雙重面向：它既是穩定的象徵，也是壓抑的來源。

當結構崩潰時，扭曲的真相被暴露，家庭系統的秩序亦隨之瓦解。離婚迎來的是混亂（chaos）：「這種黑暗和混亂不僅僅是否定或缺失。它們既是餘波，也是序幕。」她感到記憶被奪走，信念被決堤般沖散。她彷彿失去了身份，成了「自己歷史的流亡者」。

在《Tooth》這篇散文裡，Cusk用拔牙來比喻離婚的痛楚：

「起初是漫長的腐朽過程，日復一日在根部的黑暗中醞釀；然後是痛苦的誕生，像一顆種子生長並分枝，尋找意識與覺知，就像植物尋找光卻因此遮蔽了它；接著是協商，意識與痛苦協商，試圖安撫和緩解它，控制並限制它，使其鈍化，從而與之共存；然後是批評、決定、行動，確定一個日期和時間，進行拔除，讓這一切結束。但金屬與肉體接觸的那一刻，有其自身的現實。事情正在發生：現實正在被改變，因為它們無法改變自身。」

（First there was the long process of decay itself, brewing day after day in the darkness of the root; then the birth of pain, a seed that grew and branched, seeking out consciousness, awareness, like a plant seeks light and thereby blots it out; then the negotiations, consciousness negotiating with pain, trying to pacify and mollify it, to control and contain it, to dull it and hence live with it; then criticism, decision, action, a date and time decided on at which extraction would occur and the situation be brought to an end. But the contact of steel with human flesh has a reality of its own. It is happening: things are being changed, having been unable to change themselves.）

比起Kubler-Ross提出的哀傷五階段，Cusk以更切膚的第一人稱，剖析她在離婚餘波裡的掙扎。她形容，痛苦起初具備一抹自耗的魅力（consumptive glamour），帶有離經叛道、挑戰常態的意味。她曾在小鎮的酒吧裡目睹這樣一幕：一位芳華已逝的女子，臉上塗抹著厚重的妝粉，在舞池中孤獨地扭動著羸弱的四肢。她的身影與周圍的喧囂格格不入，卻正是這份格格不入，成了她對這個遺棄她的世界的控訴。剛完成離婚的時期，Cusk刻意出席朋友們的家庭聚會，彷彿從別人的慰問中能支取療癒的力量。但漸漸地，她意識到「一種巨大的寒冷，一種寂靜，像陰影一樣蔓延開來。在我意識到痛苦的嚴重性的同時，我也明白自己再也無法逃避它。」在別人的家裡，她意識到自己的赤裸；就如那個孤獨的舞者，她還誤以為那種赤裸代表自由。看穿了自己的否認心理後，她隨即進入了下一個階段——見到幸福家庭便會煩躁的抵抗期。

《Aftermath》儘管行文流暢，卻非一本易讀的書。兼負作家和母親兩個身份，Cusk對於敍述與真相的張力有着極敏感的自覺，而標題「餘波」其實已經暗示了她的選取：「I no longer have a life. It’s an afterlife; it’s all aftermath.」因為這份直視真相的勇氣，讀者沒有旁觀他人痛苦的特權，被迫一同拷問靈魂：先不論劫後重生的可能，要將自身腐朽的部分拔除，你做好準備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