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思舊賦」——白先勇《臺北人》新論（下）
2. 白頭宮女說玄宗——蒼涼美學
《臺北人》刻寫一代民國「謫客」的眾生相，表現這批流亡者的悲情人生，以及他們的流離之痛，同時也流露出繁華事散的蒼涼史觀與人生觀。夏志清在《白先勇論》中說︰「《臺北人》甚至可以說是部民國史，因為《粱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時就有一度顯赫的歷史。（註7）」確實，《歲除》《梁父吟》《花橋榮記》《秋思》《國葬》等作品，內容涉及到了一個風雲變幻又憂患深重的大時代，從辛亥革命、五四、北伐、抗戰到國共內戰，一部民國史的重大標誌性事件，都在一個個人物的故事之中。不過，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白先勇在反映社會歷史事件時，並不依社會意識型態來判斷是非對錯，也沒有以「寫史」的形式來「報導」，他始終從文學的藝術本位出發，以人道的原則，對史實作形象化的處理，將其化為故事的有機部分。
小說家正視社會、直面人生，並不迴避政治與社會的大是大非，然而，也要看到，他不同於社會歷史學家、政治家，或道德家，不會以世俗的政治或道德意識型為依歸，也不會以「政治正確」為創作原則。小說家的文學本位是講故事，他遵循的是藝術的法則，即以形象化的方式，透視、演繹社會歷史。文學反映社會現實，不是簡單的複寫，而是「創造性複製」。別林斯基說得好︰「若要忠實地摹寫自然，僅僅能寫，就是說，僅僅駕馭抄寫員和文書的技術，還是不夠的；必須能通過想像，把現實的現象表逹出來，賦予它們新的生命。（註8）」這創造性想像，就是以藝術的法眼來觀照現實，並作出意象化的呈現。無論是寫實的呈現，還是誇張、變形表現，都需要將史實鎔鑄到故事的肌理之中。白先勇深諳藝術的法則與創作規律，總是能夠與社會現實拉開距離，讓紛紛揚揚的歷史煙塵在時間中沉澱，將外在的經驗內化為生命體悟，融入到個體人生故事中，像劉禹錫的《烏衣巷》、元稹的《行宮》、杜牧的《金谷園》一樣，通過具體的意象，揭示滄桑人生，表現興亡盛衰的歷史感。
從創作美學的角度來說，《臺北人》以故事的形式鋪陳往昔的繁盛與榮華，儼如白頭宮女閒坐說玄宗，是一部現代版的「思舊賦」。
《思舊賦》講述一位老女僕探訪舊主人的故事，情節十分簡單，但主題意蘊與創作格調都極富藝術品質。老僕順恩嫂在一個冬日的黃昏來到李宅門前，「望著李宅那兩扇朱漆剝落，已經沁出點點霉斑的檜木大門，出了半天的神」﹙P111﹚。這是整條巷子中唯一的舊屋，前後左右都起了新式的公寓高樓，李宅這棟破舊的木板平房被團團夾在當中。小說起筆就營造出一幅凋敝的景象，接著又通過兩個老僕的對話，講述出李家「比不得從前了」的衰落情況。夫人兩年前去世，「初七」未過，兩個年輕的僕人便勾搭著偷跑了，還把夫人一箱玉器盜得精光。李家小姐和一個有老婆的男人搞上，大了肚子，跟父親鬧翻，離家而去，長官也氣得幾乎出家當和尚。李家的少爺到外國留學，則落得個精神失常，整天傻坐在院子內的蒿草中。作品透過兩個老僕的口，感嘆一個名門之家的興敗，「死的死，散的散」﹙P119﹚，「他們家的祖墳，風水不好」﹙P122﹚。這是一篇飽蘊詩情與象徵色彩的小說，如散文詩一般韻致深長，譜出了一曲繁華事散、沒落凋零的輓歌。《思舊賦》淒迷的藝術氛圍，是《臺北人》美學格調的一大寫照。
白先勇就是以這樣一種藝術筆調，鋪陳出一個又一個「臺北人」的故事。這些飄零人，苟活在殘敗的軀殼內，沉醉、沉緬於各自的「過去」中。
《歲除》藉講述一餐年夜飯的情景，揭示一位老兵五味雜陳的人生。故事中的賴鳴升，從台南來到台北劉營長家吃團年飯，三杯酒下肚，話匣子一打開就是小半部民國史。他當年在四川的時候，已是騎兵連長，眼前的劉營長還是他的部下。這個老兵北伐時打過孫傳芳，抗戰時參加過台兒莊戰役，而現在淪落到做榮民醫院的伙伕頭。時移世易，高下易位，當劉營長舉杯向他敬酒時，他已不能領受，故而霍然立起將劉營長按到椅上，以哥兒、老鄉的情份對飲。席間的軍校學生俞欣興沖沖地問「老前輩也參加過『台兒莊』嗎」，他打鼻子眼裡笑了一下道：「『台——兒——莊——』，俞老弟，這三個字不是隨便提得的。」﹙P63﹚他突然間氣吁吁扯開衣服，露出胸膛上一個碗口大的殷紅圓疤，紅著一雙眼睛說：「俞老弟，我賴鳴升打了一輩子的仗，勳章倒沒有撈著半個。可是這個玩意兒卻比『青天白日』還要稀罕呢！憑了這個玩意兒，我就有資格和你講『台兒莊』。沒有這個東西的人，也想混說嗎？」﹙p64﹚酒不醉人人自醉，他的光榮履歷也只能在這個時候，對著一個軍校生榮耀一下而已。現實中的他滿肚子的酸楚，「吳勝彪，那個小子還當過我的副排長呢。來到台北，走過他大門，老子正眼也不瞧他一下」，「上禮拜，我不過拿了我們醫院廚房裡一點鍋巴去喂豬，主管直起眼睛跟我打官腔。」﹙P67﹚「這幾十年，打滾翻身，什麼稀奇古怪的事沒經過？到了現在還稀罕什麼不成？老實說，老弟，就剩下幾根骨頭還沒回老家心裡放不下罷咧。」﹙P67-68﹚一位老兵的人生況味，只能在這樣的時刻吐露一番，就像他最後走進盥洗室翻江倒海的嘔吐一樣。
生在將軍之家，給了白先勇一個創作的優勢，即能夠近距離觀察審視名門顯貴的生活，揭示高層「臺北人」的生命情態。《梁父吟》和《國葬》是這部「民國史」中極有份量的篇章，作品中的翁樸園、李浩然都是曾經叱咤風雲的人物，身世顯赫，卻又結局淒涼，他們的生命史都有滄涼、悲壯的悲劇感。
《梁父吟》中的翁樸園是一位元老級的人物，參加過武昌起義、北伐，一身戎馬倥傯、縱橫捭闔。故事中的樸公剛參加另一元老王孟養的公祭禮，由王的學生、幕僚雷委員陪伴回家。他邀對方入屋小坐，閒聊下棋。樸公在言談間提起與王孟養結識的淵源，也就帶出了一段革命歷史，三個四川武備學堂的同學桃園結義，參加武昌起義，王孟養如何在黃鶴樓上揮馬刀喊口號，三人如何東征西討等等，聊開就是一段輝煌的人生歲月。話題回到治喪之事上，樸公對王孟養之子不了解中國人的人情禮俗，頗有看法，決定以他自己的名義在「七七」那天替孟養辦一場超渡。雷委員與樸公對弈二十手光景，棋盤一角被打圍勒死了，他思索期間，見樸公垂著頭，已經矇然睡去，於是喚醒樸公向他告辭。樸公說，「也好，那麼你把今天的譜子記住。改日你來，我們再收拾這盤殘局吧。」﹙P138﹚這句可圈可點的話，對人物內在心理作了深刻的揭示，突顯出老將的不死之心。現實與心願形成落差，更見悲劇性的張力。
《國葬》這篇壓卷之作，一如《梁父吟》的續篇，是對一位老將悲劇人生的最後描說，也是對其鷹揚虎嘯一生的最後敬禮。小說中的陸軍一級上將李浩然，是北伐英雄、抗戰功臣，又是國共內戰的敗將。故事是以第三人稱的客觀敍述展開，視角鎖定在將軍當年的副官秦義方身上，以他的眼睛及心理活動，去環視葬禮的盛況以及回顧將軍的人生片斷。敗軍之將，不敢言勇；負國之臣，不敢語政。廣東背水一戰，全軍盡喪，手下三虎將或隱居香港，或住進榮民醫院，或當了和尚。李浩然退隱台灣後，沉寂落寞，晚景淒涼。老副官跟隨將軍三十年，在啓靈時，他也蹭上敞篷的侍從車，送老長官最後一程。
整個部隊士兵倏地都轉過頭去，朝著靈車行注目禮。秦義方站在車上，一聽到這聲口令，不自主的便把腰桿硬挺了起來，下巴頦揚起，他滿面嚴肅，一頭白髮給風吹得根根倒豎。他突然記了起來，抗日勝利，還都南京那一年，長官到紫金山中山陵去謁陵，他從來沒見過有那麼多高級將領聚在一塊兒，章司令、葉副司令、劉副長官，都到齊了。那天他充當長官的侍衛長，他穿了馬靴，戴著白手套，寬皮帶把腰桿子紮得挺挺的，一把擦得烏亮的左輪別在腰邊。長官披著一襲軍披風，一柄閃亮的指揮刀斜掛在腰際，他跟在長官身後，兩個人的馬靴子在大理石階上踏得脆響。那些駐衛部隊，都在陵前，排得整整齊齊的等候著，一看見他們走上來，轟雷般的便喊了起來：
「敬禮——」﹙P277-278﹚
這最後的一幕也是今昔對照，以過去的榮耀反襯今日的悲愴。老副官硬挺起腰桿領受著部隊給將軍的那一份敬禮，這一幕又是何其悲愴與諷刺？
白先勇就是以這樣的文學性手法揭示一代「臺北人」的命運，表現其歷史意識與滄涼史觀。他不作長江大河式的宏大敍述，不描繪英雄人物指點江山的壯闊場面，只專注於揭示在歷史的摺縫裡存活的生靈。他擅長以人物為中心，鎔鑄社會歷史風雲。這得益於他所接受的中西方文學文化滋養。早年在台灣讀書，辦《現代文學》時，他已從現代主義經典中得到歐風美雨的洗禮。留美期間，像許多留學生一樣，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產生認同危機，本身的價值觀與信仰也都得重新估計。他對文學創作有了新的認知，也在創作中實現了脫胎換骨的轉化。他曾表示在愛荷華作家工作室學到不少東西，如從珀‧盧伯克﹙Percy Lubbock﹚的《小說技巧》中，得到敘事觀點的啟示，掌握到小說創作的兩大要訣，敘述法與戲劇化。所謂戲劇化，就是製造場景，運用對話。他自言︰「一篇小說中，敘述與對話的比例安排是十分重要的」，「小說技巧不是『雕蟲小技』，而是表現偉大思想主題的基本工具。（註9）」正是有這樣的藝術認知，以及「自我的發現與追尋」（註10），他的創作展現出新的視野與技藝。同時，他也回過頭來看自己的傳統。他說︰「雖然在課堂裡念的是西洋文學，可是從圖書館借的，卻是一大疊一大疊有關中國歷史、政治、哲學、藝術的書，還有許多『五四』時代的小說。我患了文化饑餓症，捧起這些中國歷史文學，便狼吞虎嚥起來。（註11）」通過這一段求索，他實現了中西融通的藝術修煉，實現了創作上傳統與現代的有機結合，也產生了獨具美學風格的藝術傑作。
《臺北人》中的作品大都暗用「三一律」的戲劇結構原則，時間、地點、動作高度集中，如《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遊園驚夢》《歲除》《思舊賦》《梁父吟》《國葬》等，都是截取一段時間的橫切面，以閃回的方式作今昔對照，平行敍述。
在這批小說中，《花橋榮記》是一篇極富藝術成色的佳作，在人物形象刻畫上尤顯功力。小說以榮記米粉店老闆娘的視角，展示出一群台北淪落人的悲慘命運。小店的包飯客多半是寅吃卯糧的小公務員，許多又是廣西老鄉。從前在柳州做木材生意的李老頭，有「李半城」之名，流離台北，在店裡吃了八年包飯，七十歲大壽獨自點了一桌菜，第二天就上吊而死；另一個秦癲子，在廣西當過縣長，流落台灣，瘋瘋癲癲，最後死於大水溝中，欠店裡大半年飯錢。這些食客中的國文老師盧先生，是一個本份的斯文人，坐下就悶頭吃飯，有點氣色不足的樣子。盧先生家世顯赫，爺爺從前在湖南做過道台，又創辦桂林的培道中學，是當地有名的大善人。他家的體面公館在戰爭中被一把火燒光了。老闆娘有心將自己的姪女介紹給盧先生，撮合一對亂世兒女，卻被他一板正經地拒絕了，「請不要胡鬧，我在大陸上，早訂過婚了的」﹙P171﹚。原來他心有所屬，且一心一意等待著他的心上人。他終於等到了喜訊，臉上也泛起了紅光。香港的表哥聯絡上他的未婚妻，只要有十根金條子，就可將她偷渡過來。他拿出用十五年時間苦苦攢下的五萬五千元，結果人財兩空，精神大受打擊，也變了一個人。他跟「肉彈」洗衣婆阿春姘居，結果又遭一劫，阿春在家偷人，盧先生捉姦反遭打傷。這個靈肉沉淪的人最終心力交瘁，死於「心臟麻痹」。一個令人唏噓人生故事，深刻反映出一代「臺北人」的飄零之苦，以及鄉思之情。這個作品特別見功力的地方是，講故事的方式更靈活多變了，敍述與戲劇化交相配合，表現得天衣無縫。人物之間多了互動，老闆娘與盧先生的交集，增強了小說的戲劇性效果，盧先生的人物形象也得到立體呈現。
夏濟安曾讚白先勇「文字很老辣」（註12），此評斷言之極是。白氏語言是地道的「中國話」，既文且白，還不乏接地氣的俗語。十分難得是，沒有歐化毛病，沒有文藝腔。他筆下的人物，一個個都有著自己的「鄉音」，金大班張口就是上海話「娘個冬采」；賴鳴升這個老兵則一口四川話，「他做大是他的命，捧大腳的屁眼事，老子就是幹不來」﹙P67﹚；花橋榮記的老闆娘，用桂林話吐出小生意人的苦楚，「他欠的飯錢，我向他兒子討，還遭那個挨刀的狠狠搶白了一頓」﹙P165﹚。筆下人物的語言，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情理與腔調，這是白先勇高妙藝術功力的又一明證。
概括而言，《臺北人》從文學的本位出發，透視現實，反映歷史，是一部藝術成色極高的典範之作。
結語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白先勇不是那個在黃鶴樓上揮舞馬刀喊革命口號的激昂少年，而是站在大洋彼岸回望故土的遊子。當年，他佇立密西根湖畔、蹭蹬在紐約街頭，一時不知身在何方，白雲千載空悠悠，國破家亡獨徬徨，體悟到一個千年前中國詩人的感懷，一個轉身也就完成了一次藝術生命的蛻變，兀然而立，成為現代的崔顥、劉禹錫。時間、空間的距離，使他能夠站在一個更高的位置，看那一代流散飄零人的生命景況。異域他鄉的高樓，勝似黃鶴樓，他隔洋發出了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感時傷懷之慨。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浮生如夢一場空，這種虛幻的人生觀以及悲憫之心，形成了他的蒼涼創作意識及美學意趣。他筆下的「臺北人」緊抱着「過去」、回眸歷史，追憶往昔，留下悵望夕照的孤獨身影，已永鑄於中國文學人物長廊。《臺北人》沿續了中國文學的感時傷懷抒情傳統，如一曲現代版的「思舊賦」，與文學史上一篇篇弔古傷懷的經典形成古今合鳴。而他自己，也成為了「永遠的白先勇」。
〈本文依據文本︰白先勇《臺北人》，爾雅版，198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