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獲今屆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的《Drive My Car》，由濱口龍介改編村上春樹的同名短篇小說，並穿插著同一本書裡的〈雪哈拉莎德〉和〈木野〉，以至俄國劇作家契訶夫的《凡尼亞舅舅》，幾個故事看似互不相關，卻在電影角色的層面上起了情感的互文作用，從文學改編、電影語言以至劇場理論的實踐，作品面世至今一直廣被談論，更讓濱口龍介的電影成就更上一層樓。

好人的創痛、罪惡與救贖電影——《Drive My Car》窺隅

音去世後兩年，家福前往廣島排演《凡尼亞舅舅》。在這個積澱著創痛的城市，他與各位應徵的話劇演員相遇，也與女司機渡利結緣。在渡利駕車以後，家福終於退至後座，傾聽自己長期被掩沒的心聲，進而用心感受那些話劇演員的日語、韓語、國語、菲律賓語乃至手語，以及通過訪舊之旅來助人自助……這一切的總和，不止是為了自我療癒、和解。正如渡利在故家廢墟上所講的：音臨死前的約談也許沒有任何謎團可言，她只是一直等著家福開口。這在當局者的家福可謂久困迷城，但在旁觀者的渡利卻是直指心性。他將終獲再生，感到卡式帶中亡妻的聲音穿越幽明，重新與他娓娓對話，他將責備她，同時乞求她原諒，使自己的心靈獲得終極的救贖。

《Drive My Car》：不偶然的想像

雖然未曾目睹，但一個山泥傾瀉現場的想像頓時在腦海浮現，那怎會是整潔優雅的雪地？更甚的是，對女司機來說，當日瀉下的泥土埋封的更是活人、母親和家。導演是很殘忍的，雖沒有白描意外的場景，卻以極端、近乎潔癖的雪地開啟觀眾對過去的想像，所有血肉橫躺、泥濘的黏稠、刺鼻嘔心的氣味……你以為只要隔著落地玻璃，隔著一層厚厚的積雪就能獨善其身？導演將所有失控的「想像」全部留給觀眾——直入心臟，作為觀眾，你又能直面多少此等的恐怖境況？而寡言的女司機就是從中活過來。

淺談濱口龍介對於戲劇的理解

濱口龍介近年成為了國際影壇的寵兒。若要討論當中的原因，失．逃認為來自其電影的特質。濱口龍介創作的故事，一律為現代男女的關係描寫。可是，對於人際關係的理解，甚至是面對戲劇，均有不一樣的理解。其他創作者多數選擇循規道舉地設計的成長之路，濱口龍介的處理卻是迂迴的山徑，當中盡是人物推翻自我、否定關係的過程。與其說濱口龍介是鼓勵觀眾以樂觀態度面對生活，倒不如說他忠實呈現了作為一個都市人的成長之路。

《Drive My Car》：文本的互文性體現濱口龍介的作者性

其實村上的短篇小說叫〈Drive My Car〉本來就存在借題發揮意味，因為靈感正是樂隊The Beatles同名歌曲（1965），連主角的名字家福（かふく，Kafuku）令人聯想作家Franz Kafka，〈雪哈拉莎德〉開宗明義參照阿拉伯民間故事集《一千零一夜》（Arabian Nights），濱口深諳文學、電影實屬不同創作媒介，「走出自己的路」倒是體現對村上的敬意（《凡尼亞舅舅》成為了最關鍵的互文對象，而且被劇組玩到可謂出神入化的地步）。濱口師法《遊戲規則》（The Rules of the Game，Jean Renoir導演，1939）作者技法，打破商業電影中的「遊戲規則」。我對改動部分抱持保留態度（家福的黑暗面減弱，部分臺詞稍嫌直白），但對延伸部分感到心潮澎湃（因此同意一些改動是必要的，否則觀眾無法迎來魔幻時刻），多國語言劇場概念令人思考文本、空間、語言、身體箇中關係，加上選角、圍讀、排練、演出細節具別出心裁的刻畫，行車、抽煙鏡頭迷人，令人很想給十顆星。濱口龍介淡化性別觀念、強調心靈交流，成功透過改編作品體現自身的作者性。

比性愛更能讓彼此靠近的──濱口龍介《Drive My Car》

濱口龍介的電影以〈Drive My Car〉為核心，又穿插著同一本書裡的〈雪哈拉莎德〉和〈木野〉，以至俄國劇作家契訶夫的《凡尼亞舅舅》，幾個故事看似互不相關，卻在電影角色的層面上起了情感的互文作用。黃柏熹認為，與其說電影是改編〈Drive My Car〉，不如說是這些故事的匯聚，透過虛實故事的交疊、碰撞，那些不能言說的痛苦或未被言說的故事才得以被講述出來。故事或說故事本身，才是電影《Drive My Car》的真正主角。

或在聽風的歌——靜讀電影版《Drive My Car》

《Drive My Car》問世以來引起了熱烈討論，尤其是這一齣電影到底是村上春樹的小說改編，抑或是濱口龍介的電影呢？但聰明的導演會知道，改編的電影和村上春樹的小說本身是兩件事。如果原原本本讓家福在鏡頭前獨白自己對女人駕駛的偏見，即使是西島秀俊恐怕都招架不住。一次無日無夜的北海道公路旅行，一個女學生潛入熟人家中的冒險，一段無稽的化身成八目鰻的夢，在在都能看到同時期村上春樹兩本長篇小說的影子。只有這樣的改編，才能讓本來有如草稿的短篇故事，豐富成一段公路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