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夢的佛老思想,是白先勇《臺北人》的主題基調,蔡益懷認為這位既傳統又現代的中國文學大家,展現了大時代摺頁下眾生蝨子般的人生本相,讓讀者意識到,生命中有種熱鬧之後的落寞,繁華之後的凋萎,一種無可奈何的萬古悵恨。 (閱讀更多)
《Drive My Car》問世以來引起了熱烈討論,尤其是這一齣電影到底是村上春樹的小說改編,抑或是濱口龍介的電影呢?但聰明的導演會知道,改編的電影和村上春樹的小說本身是兩件事。如果原原本本讓家福在鏡頭前獨白自己對女人駕駛的偏見,即使是西島秀俊恐怕都招架不住。一次無日無夜的北海道公路旅行,一個女學生潛入熟人家中的冒險,一段無稽的化身成八目鰻的夢,在在都能看到同時期村上春樹兩本長篇小說的影子。只有這樣的改編,才能讓本來有如草稿的短篇故事,豐富成一段公路旅程。 (閱讀更多)
在張愛玲筆下,先後觸及兩個早已消失的群體,陳煒舜從《紅玫瑰與白玫瑰》說到最近上映的《第一爐香》。隨著張愛玲及其作品的偶像化、經典化,人人都相信自己的詮釋更趨近原貌,但陳煒舜則始終認為,任何欣賞者都可以有一己之詮釋權,更何況導演? (閱讀更多)
《樹心邊.新蒲崗》中的創作結合植物與社區,探討植物、社區、人的連結之可能,葉嘉詠以三個「跨」來評價這本書,多種語言的直接入文,既能生動地表現香港語言的混雜和多元,也為香港的文化歷史保留珍貴的一章。 (閱讀更多)
許迪鏘讀畢董啟章《香港字》,稱之為奇書,尤其是〈復生六記〉部分,運用聖經經文,講析基督教義,有理有節,情理兼備,感人至深。另一點是書中提到的「拼合活字」,就是把可以拆解的漢字分為偏旁或部首和本體兩部分,左右或上下拼合起來,省回刻鑄偏旁或部首的工夫。但漢字結體不一定兩邊或上下對稱,所以最終不能流行,取「香港字」而代之。歷史和虛構結合,其實亦是董啟章的小說特色之一。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