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追光動畫製作的電影《長安三萬里》在國內上映後大賣，亦同時惹來爭議，作為一部「動畫歷史片」，又以「還原大唐氣象」作為賣點，卻被指斥電影內容與史實不符。曾繼賢談論此次《長安三萬里》的史實爭議，分析電影中的「失實」和藝術手法，也看看以往的「失實」電影，比對而論。當我們在創作過程中要從藝術與史實之間取捨時，兩者是否必然為「魚與熊掌」的難題？我們應以怎樣的尺度去判斷？ (閱讀更多)

馬鞍山恆安邨是此劇用得最淋漓盡致的環境，這屋邨落成不久，就曾在1989年，獲香港建築師學會頒獎嘉許其商場及中央花園，它是很早期決定將商場設計成開放空間的嘗試。這屋邨的各種公共空間，用了很多中式庭園的元素，放在劇中，不僅沒有讓人覺得「出戲」，反而獨特又陌生的商場設計，讓不少觀眾覺得日常但又不平凡。 (閱讀更多)

林家謙在最新作品〈怪我只敢做好人〉之中，似是探討人的好壞，姚慶萬從中解構自我和客我的矛盾，是源於社會的目光和普世價值。我們既想與周遭環境建立並維護和諧的關係，卻又想忠於赤子心 ，而兩者的拉扯，讓我生出自責，於是歌詞中不斷出現怪責自我的想法，對不起的不止「某人」，更是和自己的告解。林夕在詞中沒有過分強調善惡，但姚慶萬認為所謂「好人」，大概是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堅持自身的內在價值，問心無愧。 (閱讀更多)

我讀到《殘疾資歷》時很深刻的部分是它引述一名德國精神科醫生寫的：「這個世界上，其實沒有精神分裂症，沒有抑鬱症，沒有成癮症，有的只是承受著不同痛苦現象的人。」我想這個城市裡每個人或多或少也有些傷痛，也因而需要一些排解。當不再以醫學分類，大家在痛苦面前其實是平等，所以張馨儀在〈時拭迴〉展覽中的另一房間展示她很個人的那張由精神科醫生開出的康復證明書正正並不是想觀眾用醫療框架去看待她和其創作，而相反是希望直視過去而超越過去，從一個整全的時間同時性(simultaneity)將過去和未來都聚於她的當下。說到這裡，應該會更感受到她由一個人權倡導者轉向做藝術家的因由，藝術那種從意識上長年累月的改變，雖然沒有搞campaign、project那些objectives和數據去check the boxes，藝術無形亦不自知，但先處理好自己心情，才去處理事情，釋放出來的人格力量可能更大。 (閱讀更多)

在〈童言無忌〉中，張愛玲提過「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可見顯赫的家世雖然不住走下坡，但童年的張愛玲姊弟仍不愁穿吃。當然，坐食山崩的結果自是張愛玲要面對家庭帶來的冷酷:「我不能忘記小時候怎樣向父親要錢去付鋼琴教師的薪水。」這段在《雷峰塔》有相當擴充的篇幅，首先寫後母榮珠嘲弄讓俄國老師教琴是祟洋媚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理據，實質是想僱用收費較廉的中國先生，然後琵琶直問「換個先生一個月能省多少錢?」引發一場金錢衝突，最後以琵琶放棄學習鋼琴告終。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