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林家謙新作〈怪我只敢做好人〉，任弘毅在一面倒支持「邪不壓正」、「不論代價堅持做好人」的詮釋下，重新反思歌名的含意，發現當中刻意的不協調性，世間的好壞不是純粹的二分法，才需要「思考」和「質疑」。他認為這首詞珍貴之處在於林夕以細微違和感提醒我們：好壞往往只是表象，而當中的詩性辯證、覺悟之高，即使非林夕本意，也是一份十分寶貴的解讀。 (閱讀更多)

這是全劇給予我們的訊息——其實不然。劇並沒有「給予」訊息，「訊息」早就在網民的集體意識裡。網上討論早在第一集播映時已趨熱烈，當代電視媒體不再在是單向的broadcasting，上代學者說「電視能『建構』觀眾集體身份」的理論早已過時，如今電視既是呈現集體身份的徵兆，也作為一個連結網民、形塑共同體意識的「平台」。被動地「安坐家中收看電視」的「觀眾」已不存在了，網民——一個由諸眾構成的集體，既觀看劇集，也在高度參與網絡討論中，形成各種對電視作品的詮譯角度、集體共識和種種分歧。 (閱讀更多)

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潘惠森推出新作《親愛的・柳如是》，展示這位明末清初歌妓心繫家國，卻又忠於本我，愛情至上的故事。資深影評人石琪認為，潘惠森選擇這個「高難度」題材，做到豐富多變而大體上清楚明白，是必須佩服的，而全劇涉及歷史、人物甚多，比《奧本海默》更考驗觀眾的知識，看得他慚言自己「孤陋寡聞，越看越覺得自己無知。」 (閱讀更多)

由韓裔加拿大籍導演宋席琳（Celine Song）首次編導的《從前的我們》（Past Lives），黃柏熹認為它不是聚焦移民和美國夢的糾纏，也不是透過多重宇宙訴說移民對自身的肯定，而是透過一個兒時玩伴的目光，透過一段沒有發生的感情，透過身體和凝視，來訴說身份和回憶的曖昧，訴說離開離不開。導演透過電影說有些跨越要以一生作為代價，所謂「一生」終究是在時間的荒野裡，遇見一個人。 (閱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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