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 讓新聞及弱者超越旁觀痛苦的視野

最初的三十分鐘，對我來說還滿動魄驚心的。不是因內容有多曲折或淒慘，而是未進場前對不論故事所說的真實事件，乃至導演及演員組合，也令我滿期待時，卻發現開首情節將所有香港護養院可見幾乎一切最壞情況共冶一爐，一個狹小的私人中心竟同時出現無人處理的老人屍體，被拋棄長者，失智老人，殘疾人士，弱智，情緒病患，還有邪惡看護，禽獸院長，奸商老闆，場面魔幻又刻意地堆砌出一個人間煉獄，以致我有心生不妙的念頭，團隊你們不是又回到一般港產片套路，賣慘，又是建構痛苦，大叫請關注弱勢，惹人可憐及同情的電影吧？

當然看下去知道不是。與其說故事在堆砌悲慘，不如說借主角新聞記者曉琪（余香凝飾）之眼，來旁觀他人痛苦，以報導的視角來超越單一事件的悲情，呈現關注社會現狀的高度。然而，電影厲害的地方是，借用幾個核心人物，反覆不斷質疑這種關注社會問題的新聞的意義，前線記者也是人，面對眼前血淋淋的現況，單是冷眼報導真的切合時宜嗎？老記者看透世事，一句人很善忘，會被明天的新聞取代記憶，那問題是為什麼記者還要努力做新聞？新來記者充滿熱情，但面對報導無用的現實，又可以做到甚麼？另一邊律師在制度下無能為力，做出的決定也不被討好。以致，電影幾乎在批判每一個人物的每一種立場，不論是為求目的欺負弱勢的權力者，不求改變只求依賴權力，善用自己的弱來拿著數的弱者，甚至質疑心存正義，但可能只是借善良來自我滿足，站在道德高地卻危害身處險地的人的善心者。不過電影又沒有那種港產片常有的說教味，它就像那家悲慘護養院的情況一樣，擺設出各式各類痛苦的形狀，面對無可奈何的社會問題，人只是做了適切自己身份的選擇。新聞也守在只為了暴露問題，揭示醜陋的程度。

不過，越過了僅僅賣慘的肥皂劇，電影似仍不滿足於僅揭露痛苦的層次，而是通過三個（或三組）主要人物，來輕輕的，反對在苦難面前唯有默默承受及「旁觀」的論述，而是在因緣牽動之下，稍稍地改變自己的心態，積極介入自身或他人的困局，企圖改變一些狀況。契機當然是主角記者曉琪放蛇採訪，遇上痴呆的通伯（姜大衛飾）及弱智的小玲（梁雍婷飾）等人，由僅僅為爆料觀察，到逐漸投入他們的生活，反而剝開了自身的保護軀殼，起初只是燃起一直積壓多年對社會不公及新聞無力的怒火，到後來可說是越過一般記者的界線，渴求了解及幫忙更多，甚至希望在公義上為社會人士尋求更公平的待遇，而非只是揭露；另一邊的通伯，也因為她突然介入了自己已無所無謂的生活，也同樣卸下心房，可能是多年來首次向人展示自己只是扮傻，那個看透世情的一面。然而面對老友過世，院舍愈加無良，令像這樣寧可扮蠢避世的老人，也嘗試踏出一步去幫忙；小玲，出鏡及描寫不多，卻是最令人記住的一個。原因是看似在整個劇情中身處於連表達也無力的最弱勢，卻在慘況時及之後，仍用自己的方式表達。梁雍婷的真摯演繹，令角色沒止於表現公式化的淒涼，而是通過無法言喻的行為，努力展露自己創傷，宣示痛苦，或者，更滲雜憤怒。以致，電影從宣傳也好，或最初一半劇情也是，都旨在揭露真相，但到了後期，人與人的關係及命運互相糾纏，那些角色，便開始有了行動，或更準確說是衝動，去突破那些既定而無奈的悲慘，一些沒有香港人覺得可以改變的現狀。然而最後，悲劇的現實似乎仍沒被撼動，反過來追求公義，卻釀成了別人的不幸，令想要幫助及揭發解決社會問題的曉琪，成為因此而無家可歸的人憎恨的對象。

因為面對黑暗時公義無力，更因爭取公義反而令人受傷的結局，讓最後那一場雨景，顯得極具重量。曉琪陷進不可對抗的綿密雨下，走過兩旁指責其害人的罵聲之間，場景猶如一場希臘悲劇，戲院的觀眾跟隨故事主人翁的故事，見證她越過難關，做盡正確的選擇，伸張正義，卻到頭來得不到民眾認同，輸給了命運，也不得善報。萬念俱灰的她最終停在通伯的面前，通伯的一句︰「不要為做對的事而內疚。」而拯救了曉琪的心靈，也同時拯救了在場情緒一直被壓抑的觀眾。至少，在我觀看的場次，前後左右的陌生觀眾並沒有在看到悲慘畫面而有動靜，卻聽了這一句後開始抽泣。我個人覺得香港觀眾在看戲時比較薄情，很難會為別人的不幸而傷感，但會為一些不憤、不爭氣，無可奈何的事情而共情。

新聞作為「第四權」，理應在為了公眾利益的前提下，通過報導對政府及社會之事，而起了監察，揭露社會黑暗，推動社會進步的用途。然而，電影正表達出現實中新聞的無力，它沒辦法改變世界，也不一定會在社會中激起漣漪，而且傳媒機構也逐漸自棄或失去公權力，紙媒沒落，大眾也少看主流媒體的新聞，其力量愈發萎縮。然而，最後陽光灑在想開了一點的曉琪臉上，以及她辭職的決定，似乎又叩問一次如何保守第四權，傳統大媒體與小型游擊網媒之間的共生共鳴，機構員工與獨立記者的分工，均指向廿一世紀記者的再一下被定義及如何生存等核心問題。

只是，離開報館，個體深入訪問，說不一樣面向的故事，是否就代表更具行動力呢？就可以超越旁觀，介入事實？獨立記者失去大機構的權利、公眾認受性、資料及資源支援，又要如何採訪？在這個年代，還要有怎樣的能力及信念，才能堅持報導？這些問題電影已沒能觸及，可能留待觀眾繼續思考。電影只是不斷強調，面對巨大的體制及權力，我們全都是弱者。然而面對後現代思潮，人不再相信單一資訊時，除了旁觀、冷漠、放棄、只顧好自己，人還是可以獨立思考、分析判斷、關心、行動。曉琪說這叫善良，可能對當下香港人來說還仍免不了肉麻，但用比較技術的詞彙——轉型憤怒，就可能更合我們理性的想法。那是不純粹針對個體加害者有否報應，而是關注通過報導，而期望可杜絕再有同類慘劇發生。那樣，或可在看似所有努力都是徒勞的糾結中超脫，因為那些影響力，定會暴露於白日之下，成為下一次的果，盡力的新聞如是，盡心的電影也如是，也如片尾播放周耀輝歌詞所描繪的世界一樣，令人嚮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