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的表情令人想起白天那些過於乾淨的路面。在烈日下，更多時候，他們顯得過於生硬。準確來說，是在空調裡的烈日下，正如新加坡作家雪裡安喬治先生所說的：新加坡的表情，是在空調房中待的太久，所產生出的一種矛盾：那是一種倦怠和活力並存的狀態。此時的車廂裡，一位留著70年代髮型的安哥正陷入了睡眠，他兩腿間的吉他正滑向列車的反向。他的裝束令人想起南洋大學的學生，過於寬大的衣領一直延伸到一個深深的袖口，那裡不是香菸，便是變調夾。他們曾作為新加坡的高音，在主流的C調中，總會奏起A調的小號。但和單簧管比起來，他們的小號過於悲壯了。彷彿列車的低音仍在持續。在他的身邊，有一位工人模樣的印度青年，他黑色被汗水浸濕的襯衫上，寫著「Born Lucky （生來幸運）」的字樣。他也許也曾在羅釐車「後座」的熱風中想起遠在德里的兄弟；亦或許他就是「生來幸運」的一群，可以用他腳下的筆電穿梭於新加坡的兩端。 (閱讀更多)

卡爾維諾的小說集《馬可瓦多》中有一篇〈有毒的兔子〉，描述經濟拮据的主人翁馬可瓦多從醫院中偷走一隻被注射了可怕病菌的兔子，幻想將牠養肥後作為一家人聖誕節的美食，最終美夢隨着兔子身份敗露引來多方圍捕而落空。小說對於兔子面對利誘的心理描寫尤為細緻： 「小動物注意到這些詭計，這些靜悄悄的食物的供應。儘管牠很餓，仍抱持懷疑。因為牠知道每一次人類試圖用食物引誘牠，就會發生一些不知名的和痛苦的事：把一支針管或手術刀插在牠身上；或把牠塞進一件扣扣子的夾克裡；或用一條彩帶拖着脖子走……。這些醜陋的記憶跟牠所承受的體內的痛楚，器官的緩慢變化，和死的預感結合在一起。還有饑餓。但彷佛牠知道所有這些不舒適中只有饑餓是可以被減輕的，並承認這些不可信賴的人類—除了給牠殘忍的折磨外—還能給牠—也是牠所需要—一種保護，一種家庭的溫暖，便決定投降，把自己交托給人類的遊戲：聽天由命吧。」 (閱讀更多)

回說《奪魄驚魂》，霍利斯阿爾珀特最是明察秋毫：「只有當你接受加利格蘭不會作惡的基本觀念，希治閣的反話意味才滲出來。」銀幕下希治閣也會經常說反話，他把瑪蓮德烈治捧成萬能泰斗，從演戲到導演無所不能，其實是希治閣用另一個形式指責她霸道。還是杜魯福說得好：「他最喜歡被人誤解，因為他一生就圍繞著誤解這個課題。」似乎把希治閣說得太過嚴肅了，加利格蘭說：「每天我吹著口哨到片場拍希治閣的電影。」不如就讓我們輕鬆一下，珍納李追憶拍《觸目驚心》的體驗：「…皮膚都揉皺了，淋浴戲拍了七天，幸好他保證水溫還暖。」 (閱讀更多)

阿海從布拉格走到波蘭的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行走於街道上有如穿越不同的歷史維度，在遊訪維利奇卡鹽礦和奧斯威辛集中營時，更見逼真的歷史，由此勾起他對宗教與戰爭的思考。旅行本應輕鬆，但他認為與世界的歷史時間相接成為了這趟旅行的意義。 (閱讀更多)

從萊比錫火車站步行到巴赫紀念館，惟得沿途碰口碰面的，都是巴赫晚年的肖像，在書店、在廣場、在聖湯瑪斯教堂的彩色玻璃窗，假髮下一張圓臉，生命的最後二十七年巴赫在萊比錫工作，惟得由此談及巴赫的古典音樂創作，借用音樂的對位法，自小到老，巴赫都是音樂的頑童。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