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久仰的作家到成為自己「老師」——悼劉公紹銘先生
他是一個十五歲的中學生。他被一本小書的封面吸引，就是有一個小童的身影，沒有面目，全身烏黑，背景卻是不同顏色的長方形彩條，書名叫《童年雜憶/吃馬鈴薯的日子》。小息時，走廊外面是同學們呼來喚去的嘈雜聲，他卻逕自揭開了這本小書閱讀，裡面提到的「童工歲月」、「的士公司接線生」、「黑市教師」等章節都吸引了他的眼球。讀完這本小書，他不單有一種莫名的震撼力，彷彿書中的小童如何「勤工儉學」同時亦激勵著他自己，比起書中作者的經歷，他當時面對的問題顯得微不足道。而書本作者的名字----劉紹銘----從此便烙印他的腦海，以後在書局但凡望到這名字，他便會不禁買下其著作，珍而重之的捧回家細味。
我便是這個中學生。誇張地說，我是閱讀《童年雜憶》後始有憤發讀書的心。可見一本小書的威力是不容小覷。後來我才知道，這本小書的作者是如何的大名鼎鼎。數年後，我入讀嶺南大學中文系，赫然發現，文學院院長兼翻譯系講座教授便是「劉紹銘」劉教授，一直久仰的作家如今是自己的「老師」，內心的激動無以名狀。說是「老師」，劉公卻因公務繁重，沒有正式的學分授課，但他偶爾會教授中文系學生「台灣小說」，我每每早到壇前翹首以待聽課，聽得津津有味。對於劉公當年台灣就學一代，如李歐梵、歐陽子、陳若曦、白先勇、王文興等大名，由劉公親自講述是再好不過了。他帶領了中文系同學對那黃金的一代其人其事其書有無限的想像。亦適值劉公於嶺南坐鎮，不少有名的作家與及教授都來嶺南作客（然而我想，劉公會嫌嶺南餐館的酒微菜薄，對客人招呼不周）。我便是有幸在嶺南遇見了白先勇教授，做一個小粉絲拎著《台北人》去索簽名。嶺南中文系後來邀請到蘇童、王安憶、鍾玲、王璞等著名作家來作客，何不是劉公的功德？2000年秋，嶺南中文系舉辦「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更請得夏志清、王德威等知名教授來臨，當然是得劉公之邀。我當時是在會場靠邊站立的一個中文系學生，望著一眾「名人」在座，仿如仙班列席，又如水滸寨中排座次，內心很激動，於會後戰戰競競拿著劉公翻譯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給夏志清教授簽名。夏老於2013年駕鶴仙遊，現在回想當時盛況，倍感悵然。
2001年秋，我與另一位同學收到中文系辦公室的傳喚，原來劉公想見我們。我們大惑不解地到劉公的辦公室敲門。
「我知道你們倆是今屆謝師宴的攪手同學，我希望你們攪得『好好睇睇』，不用去什麼大酒店，但食物方面要照顧到中文系老師的需要，如果資金方面有什麼問題，可以向我提出。」
劉公的叮嚀，我們不知道是否做到，但有一點肯定的是，我們見識了劉公對中文系同仁的關愛。當年我們選了元朗大榮華酒家作謝師宴的場所，包廂房間設宴數席，公雞碗盛上的菜色挺配合中文系特色，是晚師生百人同樂暢聚，既溫馨又歡愉，既不捨又愉快。除劉公外，胡詠超老師、梁秉鈞老師、許子東老師、許子濱老師、李雄溪老師、劉燕萍老師、陳德錦老師、司徙秀英老師、陳惠英老師，他們在那個晚上的笑臉，以及他們對我們同學的情誼，我銘感於心。
大學畢業禮舉行在即，有感即將與劉公見不著面，我倚著窗櫺，望著宿舍書架上豎放的數本劉公著作，忽起一念，「膽粗粗」寄了一封電子郵件給劉教授，冀盼劉公為我擁有的其著作簽名留念。翌日打開郵箱，竟得劉公回覆，又詫異又榮幸，他著我逕到中文系辦公室見他。我當時懷著興奮莫名的心情，捧著我到處搜羅的劉公著作，到中文系辦公室。劉公不厭其煩，耐心為我的珍藏，逐一簽名。他又在書架上找一本新的著作送我，我笑說「不用了，你的著作我都買齊了。」於是他送我一本大陸簡體字版《吃馬鈴薯的日子》。劉公更著我以後如要見他，直接到辦公室便可，不用秘書通傳。對於一個廿歲的小伙子來說，是一種冬日的初陽，異常溫暖。
劉公貴人事忙，卻抽空接見一個學生，我深受鼓勵。後來我於香港中文大學修讀碩士課程，師從黃念欣博士寫論文，以劉公之《二殘遊記》為題，書寫其「學人小說」的香火。無論中英文造藝，我企及不到劉公之百一，然而這份「功課」是我對劉公的致敬。
《香港因緣》的作者是正宗的「香港仔」，他才是「說好了香港故事」典範人物。劉公幼失怙恃，童年與弟弟相依為命，寄養伯父家，受盡歧視卻刻苦求學，自學成才。他歷嘗人生的不同辛酸，看盡中西不同的人面，他是我一生在寂寞當中心靈無時無刻的鼓勵。劉公一身儒雅風骨，淡泊名利。他常穿著及領的毛衣，繫一條結得不太大的領帶，外披一件灰絨毛西裝褸，其形象是如此的偉岸，如此的「學術」；其談吐是如此的溫文，如此的「溫柔」，生命中流露出暖暖的溫度。劉公是我高山仰止的不凡巨人，他身教言傳，教曉我如何善待年青人，如何提攜我的學生。如今他早歸道山，哀傷之餘我盼那位寫《靈臺書簡》的作者在天之靈得享安息。
（標題為編輯所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