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念中執導的許鞍華紀錄片《好好拍電影》，正好為其四十年的電影人生作一總結。許鞍華的電影從來不易梳理，而在多年好友文念中的鏡頭下，除了關注社會議題與人文精神以外，更挖掘她在香港長大的童年，與祖父、父親、友人在於古詩、武俠電影與文學的淵源。

香港人近月總被移民、送機、簽證之類的事物圍繞，上月舉行的「香港文學季2020」講座，邀得身兼學者及作家的羅貴祥，與國際關係專家沈旭暉教授，以「流浮身：今昔港人身份的認同及流動」為題，探討在地和海外港人，身處當前的歷史轉折位置，如何能讓身份認同得以保留並延續。

假結婚這個行為，或作為罪行本身，對婚姻而言是相當大的諷刺。明明不喜歡對方，又要和他結婚，算是假嗎？和為了錢而假結婚，兩者相比，哪種更加虛假？

從《爆．蛹》到《森林海中的紅樓》，再到近日的《驕傲》，編劇王昊然的作品中總有一抹揮不去的冷峻色調，這固然是他的審美取向，但我相信更是他的人生信仰：孤獨本是生命的常態。因此在他的作品裡，現代都市中糾纏不清的男女情感、飄浮不定的身份認同、看似認真又帶幾分玩笑的論辯乃至詭辯，最終指向的都是那永遠無法解決而又永遠需要解決的孤獨感。

如果我們用互文性的理論來看上海新感覺派作家劉吶鷗對法國作家穆杭的接受，特別是劉吶鷗的《都市風景線》對穆杭字句的引用，或者可以看出劉吶鷗如何利用這些由接受所帶來的編碼，來進行表意實踐或創造性轉化，然後再進一步思考所謂「邊緣」的文學區域，如亞洲文學、非洲文學，如何可以加強自己的著作者（authorship）身份，以及建立自主性。

雖然成年後從未在北京長居，但我自認是不怕霧霾的。我生在北京南城，在工廠大院附近長到七八歲。也許兒時習慣了空氣裡的某些元素，我至今分辨不出空氣質量的優劣——在瑞士不覺得空氣多鮮甜，在北京也不覺得空氣多凝滯。再者說了，如今定居在紐約，那裡的空氣也不見得有多好。

嘗言道，香港是個移民城市，不論是想當年還是今時今日，也在不由自主的情況下發生。從歷史的向度中，不少人只將這個地方當作暫居之處，南來的文化人如是，英殖的管治如是，就算大敍事中1970年代始香港人的身份漸漸成形，或是在港土生土長的一代自有他們對於香港這個地方的獨特情愫，我們亦不能否定當中的身份建構某程度建基於拒絕接受或否認之上。要在此時此刻談鄉愁，甚至暗暗觸及到的歸屬感，實在談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