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度年華．三三】寺山修司：我想殺死我母親

1968年，寺山修司，33歲。

一年前，32歲的他成立演劇實驗室「天井棧敷」，從此顛覆整個日本劇場。1968年，他產出了八部戲劇作品，當中包括三年後被拍成同名電影，讓他從此踏足電影界的劇本《拋掉書本上街去》，「天井棧敷」亦漸漸由地下劇團走向「天井」*，登上戲劇界的頂端。但於他而言，更值得興奮的是，前陣子他為母親立了一個活墓碑，他急不及待要邀請母親前往，並打算哄騙她說：「我們回青森吧。」哼著美空雲雀的〈悲傷的口哨〉的歌詞：「勾一勾小指約定來日再相逢 / 笑著道別離」，這是多年前，他與母親在車站的訣別之歌。

然而，寺山修司對車站的回憶向來很糟糕。他想起早早戰死沙場的父親，明明是個刑警，卻酒精中毒，每次酒醉後就跑到車軌上嘔吐。他想起在車站送別父親後，父親出征的那一晚，一個男人和母親纏綿，他看到從棉被露出來的四條腿、紅襯衣，在宛如月亮的二十瓦裸燈泡下，清楚目睹了性愛畫面。

像是要報復母親一樣，寺山修司的作品裡，母親皆是癲狂醜陋，性與慾赤裸裸地在人前攤展，並總是與兒子曖曖昧昧，顯盡是不倫之味。兒子離家出走、少年被中年女人強姦、母親禁錮兒子、弒母等情節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如在劇場《身毒丸》裡（或電影《草迷宮》），兒子既「仇母」又「戀母」，與養母起初互相憎恨，然後殘殺，最終相戀；在《死者田園祭》裡，母子二人相依為命，關係親密，兒子坦承自己想「割包皮」，母親卻馬上斥責，唯恐兒子長大成人離她而去，連「手錶」也不讓兒子獨有，只准他跟隨家中唯一的「時鐘」，並認為把時間帶出去外面簡直荒唐，擁有相同的時間才是幸福。

無法掌握「時鐘」的寺山修司，即使去到24歲也未能獲得自由，他的母親總是跟追其後，甚至曾搬進他的套房裡。幾年後，他開始寫短文《離家出走的建議》，告知母親後卻得到贊成，原因是：「因為如果你要離家，我也會跟你一起走。」母親如影隨形，抹不走除不掉，於是時間與記憶，變成寺山修司的核心命題，在《再見方舟》裡，能夠掌握「時鐘」的人就擁有權力；在短片《檻囚》裡，黑衣男人成為「人體時鐘」，以自己的影子作為時針，代價是從此囚禁其中，但起碼能擁有自己的時間；在《上海異人娼館》和短片《雙頭女》裡，那些依舊留在牆上的影子，彷彿證明了記憶無法抹去，但在短片《擦膠》中，即使無法成功，寺山修司仍試圖刮掉畫面上的往事，刷走與父母的回憶。

短片《檻囚》裡的人體時鐘

為了逃離母親的影子，甚至逃離自己的影子，寺山修司可算得上是不惜一切。小時候的他為了延長奇短的生命線，不惜用鐵釘割傷手掌，弄得滿手鮮血，這種歇斯底里地對抗命運的精神，讓他那些猶如煉獄的作品中，透出一絲亮光。1968年正值日本全共鬥運動，33歲的寺山修司依然有火，他關注青年，於同年寫出作品《拋掉書本上街去》，勸喻大家拋下書本，走上街頭。他改寫青年人的命運，《離家出走的建議》讓不少年輕人真的離家出走（如日本導演園子溫），短片《青少年電影入門》更鼓勵人拍電影，故此，雖然瘋狂——寺山修司的確成功了，他除了能夠改變未來，也成功改寫過去。

打開寺山修司的自傳，第一章他便告訴讀者，即使他明知自己不可能在寒冷的火車上出生，但他依然確信「我的故鄉是在火車上」。的確，過去無法抹去，但可以進行創意改寫，因為「實際上沒有發生的事，也是歷史的背面」。說到這裏，不得不打斷一下——其實，開段的「為母親立活墓碑」是我隨意捏造的，至於自傳裡的一切，包括「目睹母親與男人纏綿」一事也無法肯定真偽，然而寺山修司認為，唯有改寫過去，人才會從現在的束縛獲得解放。劇作《毛皮瑪麗》，寫下在戰後父親的缺席之下，一些可能發生的故事：他讓倖存下來的父親變成母親，既讓人重新思考母親角色的定義，也反思「母親文化論」的禍害：母親的身分，不正是讓女兒、妻子等身分受害，讓他們失去自我嗎？如此一想，寺山修司作品裡性的解放，不也在試圖削弱母親的形象嗎？或許，真正的「弒母」，是要殺死「心中的母親」；真正的解放，是要讓「母親」得到解放，如拋掉書本的年輕人一樣，拋下傳統觀念，爭取自立自主，反抗專制與權威。而《毛皮瑪麗》，正是寺山修司於32歲，即「天井棧敷」成立之年推出的首輪作品，當中意義自然非凡。

1968年，寺山修司，33歲，距離他拍攝「自傳」《死者田園祭》尚有6年，電影的最後，他始終沒有殺死母親。

電影《死者田園祭》裡的最後畫面。

*即離舞台最遠，最接近「天花板」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