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見珍貴的公眾討論——《時代的行動者》分享會

二零二一年立冬前夕，見山書店邀得李立峯、劉偉聰、區家麟，還有特別嘉賓譚蕙芸，與眾書友乘著午後秋風對話。

正如譚老師在分享會尾段指出，一九年的亢奮消磨殆盡後，過去兩年人人烏雲蓋頂，大大小小分享會的觀眾如是，大學課堂的學生亦然。聽眾的問題反映他們多視講者為明燈，甚至有閱讀水晶球的能力，冀能撫平無法預視未來的不安。李教授與劉大狀對談固然精彩，但此文想聚焦於觀眾答問環節，略略記下愈見珍貴的公眾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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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修讀新聞系的學生，問李教授對現在做新聞的空間的想法。李認為，即使自由有所萎縮，但專業新聞的空間仍然存在。他希望同學能「抽離一點、拉遠一點看」。新聞報道從不限於政治或較敏感的話題，如今夏的奧運採訪，便成了網絡熱話，掀起有關提問和專業態度的討論。李說：「就是要見縫插針。」社會上仍有很多議題值得關注和調查，如食水含鉛等，對大眾均非常重要。

他續指，讀新聞，不一定要從事本行，因其中的教育價值才是關鍵。「最近我常提起一位中大校友，不是ViuTV的魯生魯庭暉，而是《濁水漂流》的導演李駿碩。呢套戲入圍咗金馬獎，還有十二項提名，對吧？」李望向身旁的劉大狀確認，流露出以學生為榮的喜悅。

《濁水漂流》改編自真人真事，源於李駿碩就讀新聞系時採訪一二年通州街清場事件，對無家者議題萌生興趣後編導成劇情片。

「身為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你話我官腔都要講：對真的堅持、對專業的尊重、對社會的關懷，就是新聞教育的價值。不管你畢業後做唔做記者都好，去拍電影又好，做咩都好，始終重要。」

區家麟後來說，現在記者儼如痲瘋病人，尤其是蘋果的行家，求職時要面對極其嚴苛的背景審查，有些亦因無法就業而決定離港。他又形容偵查記者的堅持可算是spiritual（靈性）。他們物質收入不多，還要應付不斷提高的查冊門檻，和承受被捕被起訴的風險。但即使困難重重，仍有很多記者在堅持，視尋求真相為信仰。

曾為重要案件擔任專家證人的李教授，在分享會早段提及，學術書寫不能亦不會控制論述，但能記下一些事實，在整體論述體系佔一席位。開放討論後，有觀眾指出，近年法庭或司法系統在公眾討論的轉變，想了解講者們的想法。

李指出，新聞、學術、法庭，三者雖同為求真，但對「何謂真相」卻持有相當不同的標準。他強調，標準不同沒有好壞之分，只是法庭向來「完全是自己一個世界」。例如法庭採納個別證人的供詞，而學者則會認為從大量問卷分析得出的數據較可靠。

李又分享對社運相關判詞的解讀。「法官不止處理法律問題，同時很依賴common sense。判詞亦顯示，法官對social psychology of protest （示威的社會心理學）的理解。」部分法官認為，一察覺到身處的地方有危險，就應馬上離開，否則便要承受是否在參與些甚麼的懷疑。但李指出，在現場待過的人都知道，不會每一處都有危險，總有位可走。譚則比喻，看Monet莫奈的畫，明明是要遠距離欣賞才能一窺全豹，但法庭卻像拿放大鏡走到畫布前，聚焦某一點如驗屍般檢視。

身為大律師，劉指出司法機關從來屬建制的一部分。近年，公眾領域流通的批評的確是有所增長，而對法律本身的批評，多源自法例本身的不足。大眾對司法制度多持有一種理想的投射，以為能申張公義，故面對現實的落差時，難免失望。劉表示，有權不用是克制。只可惜，現在就見證了brutal power（威權）的使用。

現在紅線處處，此書中亦有作者要求用筆名發表，除了希望減低法律風險，也是害怕批鬥。李引用Margaret Roberts的研究，指威權政府發動自我審查的策略可分成三個F：Fear（恐懼）、Friction（阻力）和Flooding （氾濫狀態）。恐懼最易理解；而阻力就是因為社會上所有行動也是cooperative ，即需要不同單位合作，缺一不可。

以出版為例，除了作者、編輯，還要有出版社、發行商、銷售平台等的協調始能成事。氾濫狀態就是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疲勞轟炸，令人無法好好靜心消化思考。李補充，就香港而言，還有第四個F，就是Frustration（挫敗焦慮）。

他說：「從另一個角度看，自我審查也是風險管理的一種。」八十年代中起，學界就有不少關於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的討論，指出現代社會陷於減低風險和從而衍生的風險的輪迴。如人類跟瘟疫的博弈時，會研發疫苗以圖控制病毒傳播，但疫苗又會製造其他風險。劉大狀說，風險管理是聽起來很技術性的字眼，但其實「咪就係買個安心囉。」他打趣：「所以我都講返句，今天的對話，純粹反映嘉賓意見，不代表本主持立場。」引得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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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為《時代的行動者》。有觀眾感概，移民潮不息，加上公民社會組織相繼停運，行動者的流散，似是為一個時代畫上句號。

李指出，九七至二零年無疑是一個範式（paradigm），回歸後以integration under liberal exceptionalism（自由主義例外論下推動融合）為管治方針。

李解釋，liberal exceptionalism是為是與世界打交道，在境內不停製造exceptional spaces（具備特殊性質的空間），自由度與發展空間相對大。而過去二十三的範式，除了籠絡收編，專業空間仍存有希望。

而二零二零年可謂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的分水嶺，無復對專業主義的尊重。如香港電台抽起多個國際獎項的角逐，就反映與國際專業領域的切割。李強調，即使再動盪起伏，總有settle down（定下來）的一天。即使很多時候要回首才明瞭，啊，原來那是一個時代。

李續指，範式轉移期間，不免高低，而對學者而言，愈多事就愈精彩。「15年時，我跟一位外國教授談起雨傘，他很雀躍地回應： Wow it’s exiting!」後來那教授大抵也意識到自己有點不近人情，連忙補上安慰，表示理解當中難處。李解釋：「學術研究就是這樣。如很多人見住選舉制度改成咁，都唔知搞咩，但comparative politics（比較政治）的學者就會好興奮，尤其是研究electoral systems in dictatorship（極權下的選舉制度）的那班。」

說罷，李慨歎，抽離真的很離。身為學者，但同為香港人，當無法置身事外時，就要面對自身情感與專業熱誠的交戰。

李說，香港現處於abeyance（休憩）的狀態。這種狀態，書中導言亦有提及：「在2015至2019年間，政府以取消參選人和議員資格及取締港獨組織等強硬手段應對社會運動，表面上逼使社運進入休憩狀態（abeyance），動員能力大減，無力感瀰漫，不少巿民甚至有迴避新聞和政治的傾向。但事實上，巿民對民主化的追求和對政府的不滿並沒有消失，同時，社會運動組織者亦以各種方式建構及保存了社會網絡和資源，為下一波社會動員提供了基礎。」

他認為，在這個待風再起的過渡時間，三大要素必須保存：價值觀、身份認同，以及網絡。即使公共討論空間再窄，每一個人仍可以尋找、甚至自行創造討論的空間，建立、守護彼此的連結。

李以日本長崎為例。當德川幕府宣布基督教非法時，這個國際貿易港口首當其衝，因以往有很多西方傳教士，隨商船飄洋過海傳道，感召了大批信徒。禁教令下，教徒被施以酷刑，甚至遭處決殉教。面對無盡的禁止與迫害，教會要藏起十字架轉地下化，甚至做出結合瑪利亞與觀音的雕塑掩人耳目，才不至被連根拔起。

嚴苛鎮壓持續至二次大戰戰敗，因國際社會施壓才結束，長崎的基督徒守了數百年，始見黑暗盡頭的曙光。李說：「而那麼多年後，基督徒佔日本全國人口約1%左右，但在長崎，基督徒仍佔全巿5%人口。」他鼓勵大家從歷史的長鏡，宏觀地檢視自身的苦難。「要守幾耐？唔知架！」他頓了頓：「但只要願意守下去，總有一天，總能修來一些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