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Amour, 2012)面世後,奧地利大導演米高漢尼卡(Michael Haneke)沉寂數年,直到康城影展70週年,才推出《快樂終結》(Happy End, 2017),當中女孩毒害母親的情節是由流產的項目Flashmob移植過來,令不少影迷引頸期盼。可惜成品像是以鬧劇、社交媒體和難民為亮點的舊酒新瓶,而且劇作有點鬆散,這不像是以嚴謹見稱的漢尼卡犯的錯誤,再者劇力好像隨著艾曼妞麗華(Emmanuelle Riva)「告別」後減弱了,但他仍然相當緊貼時代脈搏,本片還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閱讀更多)
雲南搭建四萬平方米屋頂跑酷Spectacle,踩在仿真京城老爺子頭上亂蹦亂跳,順手挾帶破風單車,姜文團伙如其公司名字,玩得「不亦樂乎」。光天化日不鬼鬼祟祟可以,但電影開首已揭底牌的滅門一場,驚嚇如陳凱歌把徐皓峰《道士下山》拍得旁門左道邪里妖氣,叫作者筆下師父顧劍霜的太行派掌門如何收科? (閱讀更多)
戰後粵語片有不少寫實主義的作品,其中最有名的一部,首推1953年李鐵導演的《危樓春曉》。即使未看過這部電影的人,相信都會聽過片中的金句:「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強調草根階層互助友愛,背後正好體現了那一代電影人「文以載道」的苦心。 (閱讀更多)
該怎樣說她的美,才夠貼切?譬如說「優雅」吧?說法似乎有些俗套。我多年來分辨歐陸和荷里活經典女星的方式:歐陸(尤其法國)是文青女神的搖籃,荷里活則製造令人明知虛幻的浪漫情懷。 (閱讀更多)
有時,作品的「主題」會誤導讀者,令讀者急於尋找和援引該主題在其他作品裡呈現的歷史脈絡,造成脈絡的誤用。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即為一例……《小偷家族》並沒有特別關注一般意義下的現代家庭,觀眾毋須按小津以降日本電影中家庭主題的系譜和脈絡來評斷它。當評論的話語過於集中在家庭主題的時候,觀眾倒應該先回到作品的敘事形式,尋找思想的缺口。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