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同意紀錄片存在一種與史實改編的電影存在不同形式的政治性。以光州事件為題材的《逆權司機》、《逆權大狀》、《華麗的假期》等固然深入民心，但這些電影呈現的不止是歷史背景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還有富娛樂性的故事，政治性固然存在，但相比起紀錄片，政治的多元性則更豐富，抹去娛樂的追求，就呈現了更真實、更全面的影像，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探索社會。《金君是誰》聚焦於一個身份不明的金姓市民軍，以不同人對其身份的一個論述，去窺視他們對一場轟動全國的歷史事件的看法。 (閱讀更多)

大象並沒有代表什麼，牠或它很可能只是一種虛假希望。他們一行人來到中途站，老伯說，撐不下去了，他想帶孫女回去。不得不如此，要出走，不得不如此，要歸去。那一場韋布和老伯的討論，我總想起黃碧雲《失城》的陳路遠。 (閱讀更多)

薄荷糖潔白、清新，就像金英浩的初戀女友尹秀林，也像初遇尹秀林的金英浩。電影靠近尾聲，我們看到1980年他的部隊出動那一夜：五秒內收好行李出發，五！四！三！二！一！狹小營房內軍官咆哮轟炸，士兵們暴衝出軍營，他手腳笨拙，慌張打翻了女友送他那盒薄荷糖。微硬的糖果碎裂在軍靴下，沒有人聽見那微小聲響。 (閱讀更多)

最近廣受關注的香港電影《淪落人》，跟早前同獲政府劇情片資助的《一念無名》一樣，似乎背負著一種宣揚殘疾人權利的政治正確目標。在盡力迴避對弱勢社群的悲情消費之餘，同時更力圖展現一種香港人認可的共融精神。當然《一念無明》的敘事風格文藝氣質較強，為達成政治正確的目標，就得更遷就復康組織的復元模式立場。《淪落人》則打正愛情電影的名號，劇本只要依據新聞、社會政策的現實基礎去寫，本該沒太大包伏，可有更大的發揮空間，但結果，其愛情觀卻出奇地來得過份保守。 (閱讀更多)

《雪國》的鏡頭不是倒帶，但在我看來乃是另一種駛入，以實為虛，走進了淒美和虛渺。然而，縱使川端康成的文字富有電影感，以景入情，一些人物心境的意象始終無法影像化，只可想像，更不用說川端康成已入化境，深諳日本美學的物哀和幽玄，拍成電影的確不易。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