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同意紀錄片存在一種與史實改編的電影存在不同形式的政治性。以光州事件為題材的《逆權司機》、《逆權大狀》、《華麗的假期》等固然深入民心,但這些電影呈現的不止是歷史背景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還有富娛樂性的故事,政治性固然存在,但相比起紀錄片,政治的多元性則更豐富,抹去娛樂的追求,就呈現了更真實、更全面的影像,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探索社會。《金君是誰》聚焦於一個身份不明的金姓市民軍,以不同人對其身份的一個論述,去窺視他們對一場轟動全國的歷史事件的看法。 (閱讀更多)
大象並沒有代表什麼,牠或它很可能只是一種虛假希望。他們一行人來到中途站,老伯說,撐不下去了,他想帶孫女回去。不得不如此,要出走,不得不如此,要歸去。那一場韋布和老伯的討論,我總想起黃碧雲《失城》的陳路遠。 (閱讀更多)
薄荷糖潔白、清新,就像金英浩的初戀女友尹秀林,也像初遇尹秀林的金英浩。電影靠近尾聲,我們看到1980年他的部隊出動那一夜:五秒內收好行李出發,五!四!三!二!一!狹小營房內軍官咆哮轟炸,士兵們暴衝出軍營,他手腳笨拙,慌張打翻了女友送他那盒薄荷糖。微硬的糖果碎裂在軍靴下,沒有人聽見那微小聲響。 (閱讀更多)
最近廣受關注的香港電影《淪落人》,跟早前同獲政府劇情片資助的《一念無名》一樣,似乎背負著一種宣揚殘疾人權利的政治正確目標。在盡力迴避對弱勢社群的悲情消費之餘,同時更力圖展現一種香港人認可的共融精神。當然《一念無明》的敘事風格文藝氣質較強,為達成政治正確的目標,就得更遷就復康組織的復元模式立場。《淪落人》則打正愛情電影的名號,劇本只要依據新聞、社會政策的現實基礎去寫,本該沒太大包伏,可有更大的發揮空間,但結果,其愛情觀卻出奇地來得過份保守。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