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史實差距三萬里?談《長安三萬里》的史實爭議

影評 | by  曾繼賢 | 2023-10-03

日前由追光動畫製作,謝君偉和鄒靖執導的電影《長安三萬里》在國內上映後大賣,亦同時惹來爭議,作為一部「動畫歷史片」,又以「還原大唐氣象」作為賣點,卻在暑期檔期完結前,被洛陽市隋唐史學會和網民指斥電影內容與史實不符。當我們在創作過程中要從藝術與史實之間取捨時,兩者是否必然為「魚與熊掌」的難題?我們應以怎樣的尺度去判斷?因此,筆者希望談談此次《長安三萬里》的史實爭議,分析電影中的「失實」和藝術手法,也看看以往的「失實」電影,比對而論


被移植的洛陽


洛陽市隋唐史學會透過官方微信公眾號發布聲明,指責《長安三萬里》的部分情節與史實不符,部分人物的經歷也屬於戲說。隋唐史學會認為這些不實將會對廣大觀眾,尤其青少年觀眾造成誤導,因此委託律師事務所向製片方發出律師函,要求《長安三萬里》導演、編劇及製片方發表糾錯及道歉聲明。聲明中指其不實之處有四:


一,李白與杜甫首遇在洛陽,而非長安。


歷史上,李白於天寶三年從長安被賜金放還,與杜甫初識於洛陽。翌年,李杜同遊齊魯,形影不離,情同手足。電影中,二人於長安碰面,而聞一多曾言:「在我們四千年歷史裡,除了孔子見老子,沒有比這兩人的會面,更重大,更神聖,更可紀念的」,加上當時洛陽與長安地位相當,如此移植史實未必妥當,因此人們才如此在意二人相遇的地點,尤其是可能冒犯到洛陽人的歸屬感所在。


二,杜甫早年生活在洛陽,而非長安。


杜甫出生於河南鞏縣,唐時屬於洛陽。杜甫早年喪母,年僅四歲的他被送到居住在洛陽仁風裡的二姑媽家中。他晚年所寫的江南逢李龜年也可作證,「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寫當年在洛陽與李龜年相遇,而非發生在電影中所指的長安岐王宅。


三,「一日三絕」發生在洛陽天宮寺,而非揚州。


「三絕」是指吳道子畫作、裴旻劍舞和張旭草書,史載於《唐朝名畫錄》,開元年間,吳道子在洛陽天宮寺作壁畫,為裴旻親人超渡亡靈。吳道子卻對裴旻説:「聞裴將軍舊矣,為舞劍一曲,足以當惠。觀其壯氣,可助揮毫。」裴將軍爽快答應,在院內舞劍,吳道子馬上畫成一幅壁畫,在場的張旭情不自禁在另一面寺牆上留下墨寶。羣眾嘆為觀止,便有了「一日之中,獲睹三絕」一句。


四,救下郭子儀的是李白,而非高適。


據收錄於《全唐書》的〈翰林學士李公墓碑〉:「客并州,識郭汾陽於行伍間,為免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後汾陽以功成官爵請贖翰林,上許之,因免誅,其報也。」又據《新唐書・李白傳》:「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當年郭子儀在并州為官時曾被刑責,李白以重金救免他。後來,李白因擔任永王李璘的幕僚而涉嫌叛亂,郭子儀平定叛亂後,為報當年救命之恩,上表為李白鳴冤。


除此之外,細看《長安三萬里》仍有其他不符正史之處。例如電影中說李白是因為商人之子的身份而不能參加科舉,於是他以「行卷」的方式務求入仕。然而據《唐詩紀事》,「行卷」本來就是科舉的一部分,應試者參加禮部的考試之前,將自己的創作編成捲軸,呈送到當時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好讓得到他們的推薦,從而及第。其次,電影中描寫了李白為了入贅許氏而煩惱,於是四處奔波只為了聽取孟浩然的意見,同樣於史無證。


那些「不實」的大唐電影


過往以大唐為背景的影視作品俯拾皆是,要拍盛唐,追光大可以拍李白與杜甫的惺惺相惜,已經足夠讓人熱淚盈眶,他們卻選擇了以高適的視角看李白生平,以長安為電影主軸。但沒有選大唐為主軸,觀感上迴避了展現強烈的民族意識,而是較為純粹地描繪詩人們寄託之處,看來是一種藝術考量。重要的是,《長安三萬里》擁有動畫的優勢,可以極力呈現李白恢宏磅礴的想像力,也可以誇張的效果以放大盛唐的繁華。事實上,過往那些以唐代為背景的作品也未必完全符合史實,說穿了藝術與史實向來就保持著某種距離。


就如2017年根據日本魔幻小說改編的懸疑奇幻古裝片《妖貓傳》,敘述唐代詩人白居易與日本僧人空海攜手破案,其中營造的盛唐氣象帶有日本風,自然與真實的盛唐氣象相差甚遠。又如王家衛導演的《大唐玄奘》(2016),電影中將《西遊記》和史實摻和,片中曾出現流沙河、火焰山,更為了展現取真經的難度,讓玄奘的經書掉進了水裡,好讓能夠呼應那第八十一難。再者,玄奘在印度留待至少十年,在電影中卻著墨不多,僅以數個鏡頭輕輕帶過。玄奘出家後也並非如電影所說「多在川陝之地講法」,而是雲遊各地參訪名僧,先後向慧休、道深等高僧學習,從而希望藉著取西經統一佛教界對佛經的詮釋。又如《王朝的女人・楊貴妃》(2015)未上映前的宣傳海報,在楊貴妃的造型照旁寫上當時未出生的白居易名作《琵琶行》,被觀眾認為出現時空錯亂。另外,楊貴妃忽然消瘦,由范冰冰飾演同樣不合理。電影情節或設定偏離史實,若是出於疏忽便沒有太大討論空間,但若是為了某種目的,想必有精細考量在內。


藝術與史實如何取捨?


米蘭昆德拉曾在《簾幕》談論歷史如何影響作品的藝術價值,他說:「在我們對藝術的欣賞過程中,歷史意識必然伴隨而生」,尤其標榜動畫歷史片的《長安三萬里》,以觸動觀眾的歷史意識為目標,自然更容易為人詬病失實之過。所以若要將歷史事實藝術化,應要有助於塑造歷史人物性格或特質,或產生其他藝術效果,收瑕不掩瑜之效。


就如2021年改編自作家吳明益同名小說的臺灣影集《天橋上的魔術師》,有觀眾指出劇中部分建築景觀不符合史實。美術指導王誌成坦言「的確長得不太一樣」,因故事設定在1987年解嚴前後,但中華商場從1961年落成到拆除已有30年,期間建築景觀多有變化。與導演商討後,他們認為《天橋》並非大河劇,才決定捕捉中華商場的特色風貌,呈現最美的一面。王誌成曾回應:「我們設定的時間剛好很尷尬,面臨該不該加入鐘塔、該留哪一代建築樣貌等問題。折衷後決定呈現中華商場最美的一面,至少讓普羅大眾看得賞心悅目,但歷史學者、細節魔人還是看得出其中差異。」


回望《長安三萬里》,其片名乃出自明代陳子龍的「夢到長安三萬里,海風吹斷磧西頭」,鄒靖曾向記者介紹:「長安代表的是高適、李白等詩人心中的理想之地,而三萬里是他們與理想之間的距離」,此話似乎也可套用於歷史與虛構之間的關係。


是的,《長安三萬里》雖標榜為動畫歷史片,但歷史片大可以是指以歷史故事為本的電影,不必等同紀錄片,當然,如同上海電影學院副院長程波所指,「如果《長安三萬里》是一部講述李白、杜甫的傳記色彩的正劇,那他們相遇的地方就是大處,不能輕易改動。」導演謝君偉也坦承在歷史記載中,李杜相遇發生在洛陽,惟電影是以高適的視角展開,「我們看到的李白也好,杜甫也好,其實是他們人生的一些軌跡,在我們片中沒有完全展現出來。」李杜相遇此等大事,相信並非製片方的無心之失,而是有意為之,作為一種編劇考量,有點劍走偏鋒的膽量。


觀乎唐代長安與洛陽的關係,雖說長安洛陽皆為京城,然而亦可分成長安為首都,而洛陽為陪都(東都)。兩地由京洛大道連接著,這種便捷令人口流動愈趨緊密,文人大都有留居兩地或頻繁來往的經歷,使長安和洛陽成為唐代文學活動最活躍的區域,而兩地所構成的「雙城」意象更是中國文學史的獨特之處。考慮到兩地位置極為相近,而電影中的詩人們經常游走兩地,若要把史實完整呈現,包攬所有相關地方,恐怕過多的轉場會影響敘事節奏,或導致觀眾難以聚焦於故事的主要地景,屆時製片方或許要再商榷應否叫「洛陽三萬里」。這是關於剪接的藝術手法。


承接上述的問題,為何不叫「洛陽三萬里」?這應是製片方想以一個最能代表大唐氣象的地方作為電影的中心,作為唐代詩人心中的桃花源,讓大部分的情節都集中於一地來講述。在大唐以前,多個朝代都立足於長安,已累積深厚的文化底蘊。而長安不僅是首都,也是被唐代詩人描述得最多的地方。據《全唐詩》檢索系統(不包括代稱),「長安」一詞共有 678筆資料,而「洛陽」則有462筆。這或多或少也反映長安在唐代詩人心中的地位,隨著詩人大量書寫,長安逐漸成了一種文化符號,代表了雄偉鼎盛、社會富足、市井繁華的帝都,又或者是亂世中的一絲寄望、感傷之地,從而成為一個極具標誌性的唐代意象。這是關於意象的藝術手法。


除了地理上的錯位,電影中一些人物的經歷或特點也有改動,正如高適年輕時有口吃,這是無史料記載的,但上海覺群詩社社長胡中行認為,史實中的高適大器晚成,「年五十始為詩」,因此製片方這處理也無傷大雅,反而突出了他的特點。故事所出現的事件或許無史書為證,但呈現角色性格的效果方面卻比史書優勝。這是關於人物塑造的藝術手法。


對於此史實爭議,中國官媒央廣網也難得態度開放,站於支持方,認為:「在觀眾眼裡,《長安三萬里》就是一部電影,不是紀錄片,更不是杜甫的『起居注』。既然是電影,就應允許創作團隊在尊重重大史實的基礎上做適當的藝術加工,包括必要的藝術虛構。如果處處劃線,責之甚嚴,恐怕很多電影也沒法拍了。」有此熱議,說不定反而更引入人勝,讓人入場數算那些虛虛實實,又何嘗不是一種看點?況且,相比那些虛假的部分、 單個地方的人民優越感,電影的連貫度順利帶出中國傳統唐詩的滿腔情懷、藝術魅力,從一個更開闊的格局去看待這個作品,豈不是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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