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重讀《我城》:幾個特殊的場景

書評 | by  黃冠翔 | 2021-08-04

1975年1月至6月西西的〈我城〉在《快報》連載,後四度由香港素葉出版社(1979年和1996年)、台灣允晨出版社(1986年)和台灣洪範書店(1996年)出版單行本(尚未計入簡體中文版、英文版或其他語言版本),不僅累積許多港台讀者,更是學術研究經常討論的文本。小說中鮮明獨特的「我城」形象與本土意識更成為不少年輕作家擬仿及轉化的對象,如潘國靈、謝曉虹、可洛(梁偉洛)等皆有續寫的嘗試,說《我城》是香港文學的經典作品絕不為過。2020年「我城我書計畫」選定《我城》為年度選書,透過一系列活動如講座、工作坊、放映會、文學導賞團、有聲書、國際研討會和「西西之城」線上展覽等,將《我城》從學院推廣至中學和一般公眾,強化典律的生成。


關於《我城》的研究成果豐碩,最常為論者提及的是它直截了當叩問香港人身分的段落:「你把身分證明書看了又看,你原來是一個只有城籍的人。」被問及國籍問題時「我城人」的尷尬支吾、無言以對,從而開啟「城籍」身分及本土視野的可能,標誌香港敘事中建構「主體性」(subjectivity)的里程碑。然而,《我城》的可讀性遠不止於此,本文欲重溫《我城》並聚焦小說中幾個以往較少被注意的場景,透過段落細讀,甚至有點過度解讀(overinterpretation)──昂貝多艾柯(Umberto Eco)認為過度解讀比「穩健溫和」的解讀更有趣、對人類智識的發展更有價值,以將近五十年後的眼光回眸,再探其中蘊含的深意。


一、音樂性場景:悲喜交錯的寓意


《我城》的開頭寫小說主人公阿果父親的死去,寫出殯、寫搬家,但阿果明顯對死亡感到疏離與格格不入,他的眼光所見仍是陽光美景,語調仍是輕鬆歡快,形成一種奇怪的疏離感。當小說第9節再寫到出殯的情景時,出現了別具象徵意義的場景:


當出殯的行列離去不久,遠遠就有一支別的行伍迎面而來。這次,卻是一番歡樂的氣象,帶頭的兩個人原來是道士,他們穿著繡上八卦的紅袍,手持一枝枝如波板糖似的響鈴,一面走一面敲。玎玎玎。隨行的幾名樂師,吹奏起節日慶典的中式樂音。(洪範版《我城》頁118)


出殯隊伍「一干人那麼哭著呢喃著,喪樂隊吹打起銅管樂器,奏著一種聽來並不覺得怎麼悽愴的西洋音樂」(洪範版《我城》頁117)後緊接著是喜慶隊伍,當哀音遇上喜樂,交織出一首荒謬的人生悲歡曲。死亡與出殯,象徵著與舊的、上個世代的割裂,阿果的樂觀心境及後來的喜慶隊伍,則象徵迎接新的、年輕世代的希望。西西特別安排悲喜夾雜的場景,暗示新的世代雖與舊的世代疏離、割裂,卻未完全斷裂(事實上也無法完全斷裂),但年輕人確實已經轉向,不再為死去悲傷、不再為過往耽溺,而是朝向光明的「眼下」及未來,而這一點正是1970年代當時西西對「我城」的寄望。


二、文學性場景:「經典」的功用?


《我城》的第7節用一整節篇幅刻劃木工阿北這個角色,以及「一堆書」。在阿北的店舖裡有各式各樣手做木製傢俱,在這樣的木工工作室中,小說卻突兀的並置了一些書籍,而這些書籍的所在地是在「地上」,功用是權充木工的椅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和資治通鑑都被從廟堂請了下來,從原本書架上「沒用」的擺飾變成一堆堆「有用」的矮凳。


   ──都是些好看的書呀

   悠悠說。

   ──怎麼放在地上呢

   悠悠又說。

   於是,阿北就回答了,他回答的內容包括了三項意思:

一、房間內沒有椅子

二,它們沒有別的用處

   三,橫豎多著 (洪範版《我城》頁85)


長久以來被奉為圭臬的中國文學經典在一般人眼裡是「多餘」的存在,在一個文學作家筆下,是何等衝突又諷刺的場景。在傳統教育觀念中,這些經典作品有著教化人心、規訓性情的指導作用,也是世代學子被迫學習的榜樣。但在一般人的生活空間裡,這些書籍遠不若一張桌子或一把凳子來得有用,把書籍變成椅子,反倒是「物盡其用」了。


那些「好看」的、「美麗」的經典書在我城這個寓言空間裡全被抽空歷史及文化意義,置換上的是其最原始的實用性功能──成為一張椅子。西西刻意安排木製品與文學書對比,一方面辯證何為有用、何者無用的哲學問題,另一方面也藉由此場景精心營造一個不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我城」空間。小說此處旨在淨化、祛除中國文化魅影的壟罩,還給「我城」一個純淨不受汙染的空間,如此更符合市民的需要。細讀小說對這個場景的塑造,再對照六七事件後1970年代香港的整體社會氛圍,可謂別有領略。


三、公共性場景:公園的諸多「不可以」


小說第6節主要描述「我城」的公園。公園作為現代化城市中的一個公共空間,主要功能除了美化城市景觀之外,也是提供人們閒暇之餘休閒遊憩的場所,公園理應具有一定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但奇怪的是,在「我城」的公園裡卻處處充滿限制,小說寫道這些公園的規則大多是這樣的:


   一,不得在園內打樹

   二,不得在園內欺侮木馬

   三,不得在園內罵石凳

   四,不得在園內對規則扮鬼臉

等等。還有,不得在園內採摘花果。不得在園內攀牆爬越欄杆。不得在園內騎腳踏車。又有,禁止攜貓入內。這些規則,麥快樂都會背。而且背得很熟。如果有人脫了鞋跑進水池去,他立刻背了:不得在園內捕魚。如果有人晚上十二點鐘還躺在公園椅上不肯起來,他又背了:晚上不得在園內睡覺。(洪範版《我城》頁70)


公園對公眾開放卻又處處充滿限制,本身即是弔詭的存在,更奇怪的是,這些規定並不是常見的「不得吸菸」、「不得隨意吐痰」、「不得亂丟垃圾」,而是禁止「打樹」、「欺侮木馬」、「罵石凳」等一般人不會出現的行為。然而,突兀的規則豎立在大眾面前,卻沒有引起任何不安或抗議,其荒謬性指向管治者,同時也指向被管治者。


另一方面,身為公園管理員的麥快樂則是某一類習慣了被規訓的香港人,只識默背規則並做機械式的反應,不去思考規定本身是否合情合理,淪為「無情的」「執法者」。甚至「不得在園內對規則扮鬼臉」的規矩更是赤裸裸地直接剝奪大眾思考與質疑的自由。若把格局放大來看,公園會不會是整個香港的隱喻?儘管1970年代與現在的時空背景不同、指涉對象各異,但某些情況又未曾真正成為過去,彷彿近在眼前。


四、工程性場景:建設還是破壞?


《我城》裡基本上都是城市底層人民的生活場景與行動空間,故事尾聲的第16節述及阿果的工作景況,阿果任職於電話公司,這一日他與同事的工作是「種電話柱」。在偏遠地區立電話柱,目的是鋪設電話線、方便訊息溝通,也是一個地方「現代化」的必經過程,但此處卻產生一個有趣的辯證:


我覺得我們那樣子在山嶺間工作好像一群伐木者。當一棵樹枝被輾鋸,大家就喊起來:木──材──。於是,屹立的樹自腰際向一邊傾側,如一座山峰一般倒下來了。

我們沒有使甚麼倒下,我們豎立。我們不破壞,我們建設。我們在山野田間種植一列一列機械的樹木,這些樹木也是綠色的,伸展出八條十條弦線般的葉子。這些樹,替前面那些荒涼的小村帶來外面的消息,帶來遠方的聲音。(洪範版《我城》頁208)


此處藉由阿果的內心自白,道出在山林田野種植電話柱的工作與伐木作業之間的對比,伐木是傾倒,種電話柱是豎立;伐木是破壞,種電話柱是建設。但西西刻意安排這個場景並非僅簡單地站在「建設」的一邊發言。建設與破壞實乃一體兩面,頌揚建設好處的背後隱藏的卻是破壞之邪惡。人們常天真自滿地以為將現代化帶入鄉村,便自然使偏鄉進步、帶來好處,電話線之後是公路,公路之後是鐵軌,現代化設施帶來便利,相對的也帶來剝削:自然環境及人文景觀的破壞,甚至一地的人情、文化種種也隨著現代化浪潮而消失在歷史洪流之中。種電話柱與伐木的對照頗具深意。


從小說最後接通電話線路時阿果的興奮之情可知1970年代的《我城》對於電話柱的建設仍偏向樂觀其成的一面,當時香港的經濟環境、本土意識正處於繁榮向上的階段,《我城》亦反映整體社會的樂觀、正向基調。但事到如今再重讀這一個段落,是否令我們有更多反思?方便過剩的我城,是否還需要更多無謂的建設?小村是否真的需要外面的消息或遠方的聲音?


五、如今重讀《我城》


對於1970年代前半的香港社會,雖然許多後見之明、基於各種需要的論述會強調那是一個經濟開始發達、城市歸屬感加深的繁榮安定年代(尤其相較於1960年代中葉的動亂而言)。但1970年代初受國際情勢影響的保釣運動,或1973、1974年因石油危機引發的股市暴跌、經濟衰退導致市面衰頹,又或者1974年5月因通貨膨脹觸動反加價、反失業集會等社會運動,以上種種社會動盪在1975年開始連載的《我城》中幾乎不見反映。所以必須注意,如果我們同意《我城》寫的是1970年代的香港,但它絕不是寫實的香港,而是西西心中理想的、淨化的香港,將美好的對於未來的想像寄託於純淨的我城空間。


儘管西西盡量抽掉外來的汙染,但我城中種種的怪現象在當時是一個隱而未顯的問題,現在看來卻已然成為難以承受的嚴重問題,例如「建設」,又例如「限制」。西西寫《我城》的時空是1970年代初期的香港,這些特殊場景背後反映當時的社會脈絡,在將近五十年後的今天看來,這些書寫背後的隱喻和所指似乎仍未過時。五十年間「我城」已有天翻地覆的變化,如今重讀《我城》卻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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