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Drive My Car》上映以來受到熱議，劉建均提到，村上春樹原著的短篇小說〈Drive My Car〉本來就存在借題發揮意味，因為靈感正是樂隊The Beatles同名歌曲，濱口龍介深諳文學、電影實屬不同創作媒介，「走出自己的路」倒是體現對村上的敬意，而淡化性別觀念、強調心靈交流，更成功透過改編作品體現了濱口龍介自身的作者性。 (閱讀更多)

濱口龍介的電影以〈Drive My Car〉為核心，又穿插著同一本書裡的〈雪哈拉莎德〉和〈木野〉，以至俄國劇作家契訶夫的《凡尼亞舅舅》，幾個故事看似互不相關，卻在電影角色的層面上起了情感的互文作用。黃柏熹認為，與其說電影是改編〈Drive My Car〉，不如說是這些故事的匯聚，透過虛實故事的交疊、碰撞，那些不能言說的痛苦或未被言說的故事才得以被講述出來。故事或說故事本身，才是電影《Drive My Car》的真正主角。 (閱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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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三島由紀夫：最後思辯》，駱頴佳形容心情久未平伏。當幾部有關香港社運的紀錄片遭禁之際，或者大家也可看看這部1969年由三島由紀夫與日本左翼學生組成的「全共鬪」在東大就著社運、暴力、時間、自然、命名、他者、語言及天皇進行公開辯論的紀錄片，他們是如何將一場社會運動的討論，在彼此尊重的大前提下，提昇到一場涉及哲學以至美學的高水平思辯。 (閱讀更多)

泰國著名導演阿彼察邦新作《Memoria》來到康城影展，在紅地毯上與Tilda Swinton等幕前幕後一同舉起寫上「SOS」的哥倫比亞國旗。Memoria，究竟是關於什麼的記憶？羅昊培認為從1976年泰國法政大學大屠殺，2020年至今年的泰國示威，又到了現在，一切彷彿只存在於記憶之中。歷史造成的創傷（Trauma），在各種時間裡的生命與靈魂中滲透，彷彿因此造成了「疾病」，也成為阿彼察邦的角色之中心。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