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阿拉伯布克獎」，黎巴嫩女作家Hoda Barakat︰我感到痛苦

4月23日，有「阿拉伯布克獎」之稱的「國際阿拉伯小說獎」（IPAF）公佈得獎名單，現年六十七歲的黎巴嫩作家Hoda Barakat憑作品The Night Mail獲獎，成為歷史上第二位獲此殊榮的女性作家。從2007年開始，IPAF至今已舉辦了十三屆，得獎作家的性別比例卻嚴重失衡。距上一位來自沙地阿拉伯的女性作家Raja Alem得獎，已經過了八年。究竟何以形成這樣的現象？

Hoda Barakat：在破碎的邊界書寫痛苦
IPAF官方指出，The Night Mail之所以能得獎，是因為它準確地描繪出了「我們所生活的時代充滿了問題與爭端，在此邊界已被消除，故鄉舊地也全都消失。」戰爭帶來創傷與社會問題，一直是Hoda小說中的重要命題。

生於黎巴嫩，現居巴黎，Hoda是一移民者，所寫的故事總離不開故鄉；但她卻不是逃兵，相反地，當1975年黎巴嫩內戰爆發時，原本在巴黎攻讀博士學位的她，卻毅然回到家鄉戰地去。在那期間，Hoda做過教師、翻譯也做過記者，更暗自寫出了好幾部作品，日後才公開發表。直到1989年，戰爭結束前，她才回到法國定居。

在The Night Mail之前，Hoda還曾出版過三本作品，分別是The Stone of Laughter、The Tiller of Waters與Disciples of Passion。有趣的是，這三本書都從男性視角出發，而且是生活在黎巴嫩內戰時期社會邊緣的男性。其中The Stone of Laughter的設定更為特別，是著手於男同性戀者的生活與困境，來揭示了一座城市的矛盾史。因著題材激進大膽、語言充滿黑色幽默，這本書據說還被整個阿拉伯世界的評論家譽為最好的小說集。

而新作The Night Mail也不遑多讓，作者嘗試新的敍事方法，以支離破碎的信件為載體，講述移民和難民失去聯繫的故事。更值得一提的是，Hoda並沒有因循主流對於難民形象的想像來敍述，反而討論了在流離失所的處境下，這些人狀態的游移與改變。在得獎後，Hoda接受德國媒體訪問時坦言：「他們（難民）是如此孤獨，被看低，寫下這些人物的時候我真的很痛苦。」這樣深捲其中，卻還能藉文學闡述客觀世界萬象，實屬難得。

爭議多多，文學政治連血帶肉

IPAF規定參賽作品必須以阿拉伯語書寫，並不計以其他語言書寫後翻譯為阿拉伯語者；而對於阿拉伯作家而言，獲得此獎最大的收益，應該就是能得到一筆可觀的翻譯資金。The Night Mail獲獎後，英國的Oneworld出版社立刻購買版權，將於2020年出版這本書的英譯本。資助作品翻譯是獎項計劃的重要部份，一方面幫助作者拓寬讀者群，另一方面也讓世界認識阿拉伯文學，試圖在主流語境中找到一席之地。

然而比起諾貝爾文學獎、普利策獎、布克獎等主流世界的文學獎項，IPAF實在顯得「低調」而神秘，近年來更是屢屢受到文學評論界詬病。美國加州大學黎巴嫩政治學教授As'ad AbuKhalil曾嚴厲批評：「該獎證明了阿拉伯文化生活的墮落，石油經濟始終支配著人們各個層面的生活……許多阿拉伯作家批評這個獎項，而該獎卻始終將榮譽授予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以及相關的統治家族。」也有聲音指出，最終哪些作品能進入決審短名單，並不完全憑文學因素而定，評審團摻入不少阿拉伯世界當下的政治考量。

除此之外，總覽歷屆獲獎作品，可以說絕大多數的題材都是戰爭、屠殺、國族關係，雖說阿拉伯社會的政治現況就是如此，但從提名與獲獎名單中，我們也是很難見到文學題材的廣度和韌性。陰性書寫極為缺乏——或許這正是為何事到如今，IPAF只有兩名女性得獎者的主要原因。

黎巴嫩文學：不只是紀伯倫
談到黎巴嫩文學，首先想到的必定是紀伯倫。這位天才作家，被稱為是「東方吹來的風暴」，《先知》、《沙與沫》等作品中神秘而深具智慧的句行，是不少人對黎巴嫩、甚至對阿拉伯文學的原初想象。浪漫主義與象征主義的盛行，深刻地影響著十九世紀末的黎巴嫩。

而隨著戰爭與政治局勢的變化，黎巴嫩與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文學形態，也一直向寫實發展。到了二十世紀末，流亡小說的興盛，成了當代黎巴嫩文學脈絡中的重要章節，Rabih Alameddine、Tony Hanania等作家成為了新黎巴嫩文學的代表人物。

Tony Hanania的作品Unreal City（《虛幻城》）。

1995年後前後，剛好是這批作家踏入中年的時期，他們曾生活在內戰暴風圈，而後定居於歐美，將離散與遷徙融入傷痕累累的阿拉伯語中；他們的用詞沉痛複雜，獨特的經歷也使其文學辨識度非常高。其中Tony Hanania的小說作品Unreal City（《虛幻城》）更被認為是黎巴嫩的《戰爭與和平》——充滿錯雜、矛盾，是個人命運與民族危機的交織。

Tony Hanania曾說，要通過描寫黎巴嫩的現象、將黎巴嫩轉化為一種概念，從而揭示流亡的實質，即與社會的隔閡，這也是當今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研究命題，切合了Hoda說過的那句：「即使在法國生活了三十年，我仍然覺得自己是個陌生人。」然而「黎巴嫩」作為概念抽出以後，她，以及他們，到底還能再回到現實中的「黎巴嫩」呢？或許也是這個時代的難題。

（撰文︰黃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