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阿拉伯布克獎」,黎巴嫩女作家Hoda Barakat︰我感到痛苦

報導 | by  虛詞編輯部 | 2019-05-10

4月23日,有「阿拉伯布克獎」之稱的「國際阿拉伯小說獎」(IPAF)公佈得獎名單,現年六十七歲的黎巴嫩作家Hoda Barakat憑作品The Night Mail獲獎,成為歷史上第二位獲此殊榮的女性作家。從2007年開始,IPAF至今已舉辦了十三屆,得獎作家的性別比例卻嚴重失衡。距上一位來自沙地阿拉伯的女性作家Raja Alem得獎,已經過了八年。究竟何以形成這樣的現象?

Hoda Barakat:在破碎的邊界書寫痛苦
IPAF官方指出,The Night Mail之所以能得獎,是因為它準確地描繪出了「我們所生活的時代充滿了問題與爭端,在此邊界已被消除,故鄉舊地也全都消失。」戰爭帶來創傷與社會問題,一直是Hoda小說中的重要命題。

生於黎巴嫩,現居巴黎,Hoda是一移民者,所寫的故事總離不開故鄉;但她卻不是逃兵,相反地,當1975年黎巴嫩內戰爆發時,原本在巴黎攻讀博士學位的她,卻毅然回到家鄉戰地去。在那期間,Hoda做過教師、翻譯也做過記者,更暗自寫出了好幾部作品,日後才公開發表。直到1989年,戰爭結束前,她才回到法國定居。

The Night Mail之前,Hoda還曾出版過三本作品,分別是The Stone of LaughterThe Tiller of WatersDisciples of Passion。有趣的是,這三本書都從男性視角出發,而且是生活在黎巴嫩內戰時期社會邊緣的男性。其中The Stone of Laughter的設定更為特別,是著手於男同性戀者的生活與困境,來揭示了一座城市的矛盾史。因著題材激進大膽、語言充滿黑色幽默,這本書據說還被整個阿拉伯世界的評論家譽為最好的小說集。

而新作The Night Mail也不遑多讓,作者嘗試新的敍事方法,以支離破碎的信件為載體,講述移民和難民失去聯繫的故事。更值得一提的是,Hoda並沒有因循主流對於難民形象的想像來敍述,反而討論了在流離失所的處境下,這些人狀態的游移與改變。在得獎後,Hoda接受德國媒體訪問時坦言:「他們(難民)是如此孤獨,被看低,寫下這些人物的時候我真的很痛苦。」這樣深捲其中,卻還能藉文學闡述客觀世界萬象,實屬難得。

爭議多多,文學政治連血帶肉

IPAF規定參賽作品必須以阿拉伯語書寫,並不計以其他語言書寫後翻譯為阿拉伯語者;而對於阿拉伯作家而言,獲得此獎最大的收益,應該就是能得到一筆可觀的翻譯資金。The Night Mail獲獎後,英國的Oneworld出版社立刻購買版權,將於2020年出版這本書的英譯本。資助作品翻譯是獎項計劃的重要部份,一方面幫助作者拓寬讀者群,另一方面也讓世界認識阿拉伯文學,試圖在主流語境中找到一席之地。

然而比起諾貝爾文學獎、普利策獎、布克獎等主流世界的文學獎項,IPAF實在顯得「低調」而神秘,近年來更是屢屢受到文學評論界詬病。美國加州大學黎巴嫩政治學教授As'ad AbuKhalil曾嚴厲批評:「該獎證明了阿拉伯文化生活的墮落,石油經濟始終支配著人們各個層面的生活……許多阿拉伯作家批評這個獎項,而該獎卻始終將榮譽授予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以及相關的統治家族。」也有聲音指出,最終哪些作品能進入決審短名單,並不完全憑文學因素而定,評審團摻入不少阿拉伯世界當下的政治考量。

除此之外,總覽歷屆獲獎作品,可以說絕大多數的題材都是戰爭、屠殺、國族關係,雖說阿拉伯社會的政治現況就是如此,但從提名與獲獎名單中,我們也是很難見到文學題材的廣度和韌性。陰性書寫極為缺乏——或許這正是為何事到如今,IPAF只有兩名女性得獎者的主要原因。

黎巴嫩文學:不只是紀伯倫
談到黎巴嫩文學,首先想到的必定是紀伯倫。這位天才作家,被稱為是「東方吹來的風暴」,《先知》、《沙與沫》等作品中神秘而深具智慧的句行,是不少人對黎巴嫩、甚至對阿拉伯文學的原初想象。浪漫主義與象征主義的盛行,深刻地影響著十九世紀末的黎巴嫩。

而隨著戰爭與政治局勢的變化,黎巴嫩與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文學形態,也一直向寫實發展。到了二十世紀末,流亡小說的興盛,成了當代黎巴嫩文學脈絡中的重要章節,Rabih Alameddine、Tony Hanania等作家成為了新黎巴嫩文學的代表人物。



Tony Hanania的作品Unreal City(《虛幻城》)。

1995年後前後,剛好是這批作家踏入中年的時期,他們曾生活在內戰暴風圈,而後定居於歐美,將離散與遷徙融入傷痕累累的阿拉伯語中;他們的用詞沉痛複雜,獨特的經歷也使其文學辨識度非常高。其中Tony Hanania的小說作品Unreal City(《虛幻城》)更被認為是黎巴嫩的《戰爭與和平》——充滿錯雜、矛盾,是個人命運與民族危機的交織。

Tony Hanania曾說,要通過描寫黎巴嫩的現象、將黎巴嫩轉化為一種概念,從而揭示流亡的實質,即與社會的隔閡,這也是當今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研究命題,切合了Hoda說過的那句:「即使在法國生活了三十年,我仍然覺得自己是個陌生人。」然而「黎巴嫩」作為概念抽出以後,她,以及他們,到底還能再回到現實中的「黎巴嫩」呢?或許也是這個時代的難題。


(撰文︰黃潤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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