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大利作家迪諾‧布扎第 (Dino Buzzati ﹝1906~1972﹞) 寫於1942年的幻想現實主義(Fantastic Realism) 短篇小說《七信使》。故事主題敘述的是時間,情節融合了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象徵和荒誕元素。台灣小說家許榮哲曾在他的小說寫作課堂,以「遲滯效應」寫作手法,探討作者如何利用時間上的遲滯,設置故事的時間背景。
布扎第是一個新聞記者,也是一位登山家,寫過關於登山史與登山經驗的作品。他擅長在兩者之間切換身分,而最終在寫作裡獲得片刻的生命寧靜,建築一個屬於自己的宇宙,然後走向死亡。
布札第曾在一篇題為〈On the mountains〉的文章裡說自己喜歡登山的原因是:「孤獨,以及寧靜⋯⋯人一生奔波勞碌,追逐財富,建立家庭,蓋起房屋,確立自己的位置,所有這一切,終究只是為了抵達一種絕對的安寧。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本能地走向死亡。」 身分切換不是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透過不同的工作,一個人在可能切換兩種身分和意圖之下,通往生命疑點與短暫解答,或者是建構宇宙的途徑。
《七信使》設置時間界線作為王子和信使傳遞訊息的距離,荒誕性的悲劇。而空間「無限」呈現的場景,也是小說的特色。這種具有羊皮紙式的歷史,﹝因羊皮紙上的文字可擦去再寫,這個詞可以引申指歷史的虛構性﹞,藉幻想的故事,敘述文本背後的所謂秘密──希臘羅馬城邦邊界的隱喻
詮釋者意圖
誠然,《七信使》作為創意文本,它在讀者中激起的想像力反應是強烈而驚嘆的。故事從王子探索父親王國的旅程開始,目標雖說有了,可邊界卻是未知之數。信使的存在,是努力想協助王子儘快到達疆界。可惜,優秀而盡職的七個信使,來回皇城的路程,而王子往前走,他們各自抵達與王子會合間隔時間明顯拉長。王子路途中的越來越相信,邊界是否存在?情節轉彎的地方是,至到第四個信使多明尼克「拿着一些被歲月染黃了的書信,信上盡是一些早已人事全非的消息;但他將在門口止步,因為看到我一動也不動,躺在床鋪上,身旁站著兩名士兵,他們手上拿著火炬,而我已經死了。」
我們說一個文本潛在沒有結尾,並不意味著每一詮釋行為都可能得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起碼,它能為使用者帶來某些意義。這樣或許理解許榮哲將《七信使》作為寫作的教材,提出了寫作的靶心人公式:目標→阻礙→努力→結果→意外→轉彎→結局七個項目,分析故事的時間主題,這是一種「詮釋者意圖」的表現。《七信使》的公式如下:
1) 目標:王子想要探索父親的王國邊界。
2) 阻礙:國土無邊無際,而且沒有線索。
3) 努力:王子帶了七個信使出發,跟家鄉保持聯繫。
4) 結果:已經走了八年半了,王子依然看不到邊界。
5) 意外:信使的速度是王子的1.5倍,然而王子每走一年,信使送完信再追上王子的時間高達5倍。
6) 轉變:八年半的今天,王子派出信使,他走了之後,就必須要42.5年才會回來。屆時王子已經老了,意思是今天為抉擇點,往前就會與信使失去聯絡,回頭則前功盡棄。
7) 結局:即使看不到前面,也無法聯繫後面,王子還是決定繼續往前走。
被美國批評家布魯姆 (Harold Bloom) 稱為「當今世界上最有趣的哲學家」理查‧羅蒂 (Richard Rorty) 認為詮釋者的作用僅僅是「將文本錘打成符合自己目的的形狀」。上述公式的運用,基本符合羅蒂的看法。
羊皮紙式的國度
既然羅蒂認為「文本是如何運作」這一問題的探討是錯誤而沒有價值的。那作為快樂的實有主義者,我們不僅只應該探討文本的「使用」問題,以使其更好地服務於我們的目的。羅蒂要求我們認真去思考我們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而得到的、對我們有用的形形色色的「表述」本身。只要能「使用」文本就心滿意足,而不必過多考慮文本的意義產生機制。(註1)
「羊皮紙式的國度」(註2) ,《七信使》中的國家雖沒有自己的名字,若換上古希臘羅馬,或許新的文字與舊的痕跡疊全在一塊,似可指一種多層次的歷史文化積澱。因此,故事裡的邊界,隱含有指向拉丁時代人對「空間界限」這一情結的眷戀。並且假設這是一個熟悉的歷史時期重建──羅馬城建立的傳說:
羅慕路斯 (Romulus) 是傳說中羅馬城的奠基者,他確立了一條邊界。由於他的兄弟雷穆斯觸犯了這一邊界,他只能將雷穆斯殺了。而羅馬邊界不確立的話,城邦 (civitas) 就不可能存在。同時,傳說中的賀拉提烏斯(Horatius) 之所以成為羅馬英雄,是因為他設法將敵人阻擋在邊界之外,加上摧毀了連繫羅馬與外界的一座橋。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古時的橋樑有褻瀆神明的意思,它的建設跨越於護城河之上,而護城河為城市設立邊界。因此,跨越於護城河之上的橋,就意味著對邊界的超越。只有大牧師,這個身為羅馬宗教事務的主管,即基督教建立後稱為教皇的人,才有直接控制和監督進行橋的建造的權力。
公元前四九年,裘力斯‧愷撒 (Julius Caesar) 在「穿越盧比孔」(crossing the Rubicon) ﹝盧比孔是一條小溪的名字,為羅馬時代與古意大利之間的邊界線﹞時,他明白到,一旦穿越此邊界向龐貝發動進攻。這背水一戰使他別無選擇:一是征服龐貝,一是死亡,再也沒有回頭的餘地。愷撒的政治觀點立足於對邊界的準確定義之上。這就是說,他意識帝國的力量存在於防線應該建在那一條邊界線上。
「無限」的概念
希臘文明除了擁有「同一」的概念與「矛盾」的概念之外,它還發展出「無限變形」的思想。想像《七信使》中的每一個詞都是一種暗示、一種隱喻。它們包含某種信息,王子懷疑邊界並不存在,「至少依照我們一般所謂的邊界定義來說,它是不存在的。沒有分隔的圍牆、沒有深烈可測的山谷,也沒有阻絕道路的高山。說不定我將不知不覺越過盡頭,而且還一無所悉地繼續往前走。」
這裡有必要去尋找某種超越於人類之外的啟示:這種啟示將由「神性」自身通過形象與幻夢的方式加以顯現。雖說多明尼克將會是王子看到的最後一個信使。甚至,他希望第五個信使艾道爾及他後面的其它人回來時,「不是從皇城的路過來的,而是從另一邊過來的」,他們走在王子前面,這樣王子才能知道前頭等著他的是什麼。故事結束是多明尼克帶著王子「無用的訊息」,繼續行程,送到那個遙遠至極的城都。秘密之處就在於「無用的訊息」,這可引申為「無限變形」。訊息即已在有限的時間,無限空間之外,畢竟會是歷史而沒有多大意義。
昂伯多‧艾柯(Umberto Eco)認為秘密的知識就是深刻的知識,因為只有藏於表面之下的東西才能保持其神秘性。透過《七信使》開放的文本,運用隱喻方法,可以將國家邊界象徵為羅馬時代帝國力量對邊界的界定,這麼一個相互聯繫的線索。透過布扎第將信使啟程朝皇城的方向出發的時間設置在比王子往前走的1.5倍,從而看到故事悲劇所在:
「巴特勒摩於我們啟程後的第三天晚上朝皇城的方向出發,他過了約十五天後才回到隊上;卡幽於第四天出發,直到第二十天才回來。我很快就瞭解到,只需把目前已度過的日子乘以五,就能算出每個信使回來的日子。」
等到八年左右,王子的信使一個個都在路上,而這些信使也回不來了。如果王子決定繼續往前尋找國家的邊界,他將會是自己一個孤孤單單的人。顯然,孤獨生命的存在,或逃離了時間的制約,而邁向寂靜的宇宙。
也許,這就是希臘社會一直迷戀「無限」這一概念的顯現。無限也就是沒有模式 (modus),它逃離了規範的制約。透過布扎第以空間「無限」觀念引入故事,那它不具有模式,王子死後,與宇宙同流,最終逃離時間的制約。
無庸諱言,布扎第或想要表達的是人可以被允許反作用於自然,並改變其運動的過程。 它可能與真實地描寫出來的人類自身的荒誕性相比,小說的幻想張力就顯得順理成章、自然而然了。
註1:參看斯蒂芬‧柯里尼 Stefan Collini〈詮釋:有限與無限〉,收入昂貝多‧艾柯Umberto Eco等著,王宇根譯 《詮釋與過度詮釋》,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1992年,頁15。
註2:這個概念受克里斯蒂娜‧布魯克‧羅斯 Christine Brooke-Rose的文章〈寫在羊皮紙上的歷史〉所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