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樵《巴黎愛染經》這書名,名符其實到令人嘆氣的程度。它可以分三個層次來看:第一層是純字面聯想可不求甚解,是巴黎性愛浮翩尋香薰染之經驗;第二層是現實的,擴寫句子練習般,指敘事者「我」二十九歲渡三十歲時在巴黎感染愛滋病的經歷;第三層則是符號的,它指涉密宗愛染明王之名。
「愛染明王」,其名在《瑜祇經》中意為「愛敬與降伏」,被認為是金剛藏王菩薩或大日如來之化身,住於大愛欲與大貪染,在日本東密及台密中視為愛神,愛染本為貪欲之煩惱,而愛染明王代表將欲望與情感導向覺悟的力量,核心不在於否定欲望,而在於把劇烈的愛、渴望、吸引力與佔有欲之能量,轉化為菩提清明。
愛染這二字的組合,有種翩翩然的輕浮性;但它同時是密宗神聖菩薩之名,指向的是今日浮塵眾生的共同心結:降伏自心,追尋不自我欺騙陷溺的清明。因此乍眼看來,書名中這一「經」字看來最不協調,卻無異於詩學中所謂「詩眼」,本書的極輕與極重之多層交疊互印,已在這個詞組中示現。白樵乃是以「自我虛構」(Autofiction)的書寫呈現,從情慾中得到自我的澄明之不可思議的過程,性愛是他的修行,紀錄就是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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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華文罕見的硬蕊酷兒性愛身體書寫,開卷白樵聲稱起筆於要作「十年後重歸巴黎,三十日內,可以遭逢多少肉體」的身體實驗,並自名為「全景式括約肌寫作」。假如有讀者是未經準備而遭逢本書,我在此稍提我的酷兒朋友對我的教育:對於所有他人的性陳述,都應該不作批評,慎戒奇觀不表驚訝,讓自己處於平等、開放並準備好被挑戰的態度,才算是基本禮貌。同樣,酷兒文本給我的刺激在於,它讓我長時間處於一種「平靜的驚詫」的弔詭的被啟蒙狀態。
而本書的「流水賬形式」是白樵苦思良久才決定的書寫策略。書中以「十年後重返巴黎」與「十年前巴黎求學染病」兩條主線穿插,標以日期與不同時態,穿插著以各家神秘學名詞作小標的台北與他地親密關係片段。以「巴黎冬夜病房」為題在自由副刊發表的部分巴黎發病片段已震驚不少人,而故事開始於若無其事繼續遭逢肉體的重返巴黎旅程,那彷彿是《葬送的芙莉蓮》般平淡的後譚,打倒魔王的壯麗旅程已經完結,芙莉蓮為了「了解人類」(即重見死去的戰友)而重新踏上往靈魂棲息之地的旅程。昔日創傷被手再次細細撫過,波心蕩、冷月無聲,一切都是為了自我理解。
本書流水賬的形式,乃是嚴格地建構起來的,其表面的隨意與形式上的嚴謹經營互為張力。讀者必須經過前段刻意保持的,克制與枯淡的流水賬形式,乃至走到「法中陰」、「幻中陰」時遭遇無法預期的、目瞪口呆程度的驚詫緊張。如同教科書那樣對應我們常提在口邊的「現實就是超現實」,超乎現實者才是大寫的真實(Real)。儘管情節平淡,但文本的語言、象徵與關係構成無數的謎題與迷宮,然後一切會在「凱龍星」那裡,謋然而解,如同明礬在水。
文本就是自我。拆解文本的策略,就是理解了作者的自我。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到達了傅柯的「把自我當成藝術品」。
白樵平靜地陳述作第一身敘事,主流異性戀規範已經被抛到太陽系外,無視一夫一妻制的約砲像以「我」來啟動句子那麼稀鬆平常,書中主體的行動一再探測身體的極限,慾望的流動性與多樣性本身已自證顛覆,放心他一定會正面抵達傅柯的拳交。作為愚拙的直女讀者,本書中共鳴最直接的一句是「愛蘿伊喟嘆,我一年性交人數足足超越她三十幾年的加總值。」(笑)有說同婚已經通過了,同志運動也沒有什麼好爭取挑戰的了,此說實在讓人扼腕。在酷兒文化被時尚與潮流軟化、消化、吸納之後的今日,白樵讓我們重回酷兒文化的先鋒前衛性質,然而它的極端不是展演,拒絕消費。
諦聽。潛息諦聽。行入他人的隱密世界,需要虔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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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非常嚴格意義上的「自我虛構」:作者與敘事者高度重疊;流水賬形式聚焦於日常細節;人際關係除了流水般的性伴與糾葛乃深的伴侶,還有守護般的母子關係與相伴不至追隨的友人愛蘿伊,刻意枯淡書寫的性與驚心動魄的疾病身體經驗;以及被置於與身體同樣重要地位的高度寫作自覺。 :
「將不同種族,身體形態的男子,把他們自身挾帶的人生故事與可能觸發的書寫事件,以及指涉的城鎮與國度,通通塞入我的體腔。讓所有習得的理論與經驗,新舊文本藉由內化,以神經傳遞密契至括約肌反射弧。
適宜肛交的括約肌,須飽經訓練。擴大,縱深,持續延展性而保持無血不傷,將撕扯疼痛轉喻為無垠快感。那是我的文字,我的閱讀,是我從多重身體性習得的哲學,悟性與第六感。我得將整座世界,可吞噬的與不可被消化的凡間諸物,通通塞入肛門。」
在以上開卷的〈跋非跋〉一段說明中,讀者應已被告知本書將有極端的(身/心)裸露,準備被常識定義為令人不適的細節挑戰,亦須放下道德判斷諸如此類。但這段看來已經「全然說破」的自我說明,仍須閱畢全書,方知其真實涵義所指。因為記憶與身體經驗,在白樵那裡,已經徹底經過書寫策略與自覺中介,即使是現實層的意義也必須在符號層完成。
白樵的自我虛構,其殊異在於對極致的追求——除了吾輩不及的極致身體經驗之外,還有對於語言經營的極致擁抱吸納——因此我認為,白樵的「自我虛構」殊異在於語言對於身體及經驗所造成的最高層次的抽離與觀照。語言的「建構」在此意味著與「自然自我」的距離,而距離,由語言營造確保。真正的抽離,在於觀照的距離,甚至不需要第三人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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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虛構的書寫理念自然應該追溯到傅柯,晚年的傅柯著力於探討「自我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從古代典籍中溯析「認識自我」以及「自我照顧」(Care of Self)的意義,希望提出一種正面的主體倫理。傅柯極度重視書寫,視日記、自我紀錄、書信都是自我照顧的重要活動,對於傅柯,「自我是需要寫出來的東西」。
傅柯一直追問,「認識自己」須要破除表象的障蔽,否定自己的錯誤,但這如何不會變成「自我捨棄」,而成其為一種自我照顧?否定慾望的宗教戒律規訓中,縱慾者須受懲罰—自我揭露—懺悔然後割斷舊我永不再犯,但傅柯則指出,在這種以懺悔除罪的過程中,自我揭發其實是自我的毀滅。所以傅柯所希冀追尋的自我認識與自我照顧,不是自我捨棄,而是以積極的方式建構一個新的自我。
我們必須從以上視野來理解重病後歸來仍然鍥而不捨地追尋激進酷兒身體關係的可能性之白樵。跟循傅柯的理念,「自我的真相」不應通過性禁斷來抵達。而且白樵的自我虛構,不是古典的自白與懺悔,而是積極的建構。文學、藝術、理論、創作以至藥物與醫療,一一參與這巨幅的自我建構,由身體的激進實踐來回印證,因為自我的認識、培養、照顧,是「關於自己的知識和這些實踐之間的關係。」例如書中大量醫療藥物研究(並以身體作實驗台)的部分,其高度技術性,不吝是如同考核一般通過傅柯的定義:自我技術是「永久的醫學式看護」,人必須成為自己的醫生。白樵真是把傅柯活到骨子裡。
傅柯謀求一種欲望與道德並存的,新的道德主體:「通過解放我們的欲望,我們會學著依照倫理標準與他人發生愉悅的關係。」我們可以由此理解,本書在書寫激進欲望時,卻有著奇異的沖和語調。或者白樵亦曾以飽滿、充盈、暴烈、汙穢的巴塔耶式的逾越與揮霍為表,終於其內核更接近乾燥、理性、行政的傅柯(「自我審察更接近於一種對生活的行政式審視」),而中介者則是神秘主義的經驗與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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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中的「經」字,亦為理解本書層層迷宮的入口之一。其實書中文字層早已多現佛教名相詞彙,萍水相逢性伴亦如佛經上稱「善男子」,又多密宗佛教意象,神秘學名詞亦介入章節名的結構層;但本書中最令我驚異者,是以佛經的語言形式,書寫同志性愛經驗——現象豐繁,恒河沙數般的誇張數目,無一不變化,然而語言枯淡質樸,多重複。這種敘述語言的抽離感,賦予潛行於肉體叢中的敘述視角有了觀照的制高點,乃結合為一持續觀照、自我覺知的敘述主體。
此觀照與覺知的敘述主體是統攝全書的;在最荒唐縱慾、沉淪夜店與娛樂性藥物、關係死角的關頭,會輕輕重複問一句:「我究竟將自身置於何種境地?」這輕輕的力度亦辯證結合了佛教的覺知與傅柯——傅柯在訪談中談自我技術,說:「修煉,不是揭示一個秘密的自我的存在,而是去記取它的存在。」
最激進者,有時可能就是回到自身的真實。在白樵處,真實不是謊言的揭露,不是情緒與內在的爆發,而是以豐繁與枯淡結合的流水賬式自我虛構中,通過對現實的長久凝視之後,發現現實不再一樣,而再經辯證結合。將本書由頭至尾讀完,我很肯定自己重讀開首流水賬的感覺會不一樣。
在經歷重病瀕死經驗,「法中陰」、「幻中陰」兩節驚怖的神秘內在經驗,愛染明王入夢,之後白樵成為虔敬的密教徒。「愛染」,愛滋染病與密教修悟乃成其為一體。而書中對於愛滋帶原者之間的關係,則保持一種神秘性,HIV帶原者被書寫為密教式的社群。相對於紀大偉在《同志文學史》中梳理的「愛滋病」標籤在台灣由「死亡」走向公共的光明化,白樵則引入「後愛滋時代」的新視野,將「愛染」詮釋為「感染的不是死亡,而是生機。」在公共地光明書寫U=U(Undetectable = Untransmittable,病原體數量不可測即為不會傳染)之餘,亦苦心孤詣為HIV帶原者社群進行了神秘主義式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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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樵的這本《巴黎愛染經》,鮮明地立足於酷兒書寫,但仍然不易讓我們較準焦點去閱讀。因為它堅持於流動性。銘刻生命經驗,同時置入大量抵銷:浮面與深刻,科學與神秘,糾葛與輕逸,標籤與不可定位,疾病與健康,死與生……無以數計的對立互相抵銷,我們感受到了白樵如何讓世界的一切「流過」他的身體,我們作為他者也是流過的一部分,共同構成一種空無的真實。在這個過程中,讀者只得接受作者的操作之帶領,懸擱一切判斷。
本書讓我們可以超越小確幸或內耗式寫作,體嚐已經久違的激進與前衛書寫。培德.布爾格(Peter Burger) 定義前衛藝術,須是與過去相連而尋求超越。白樵的前衛在於對時興的自我虛構文類之自白形態作出抽離觀照的突破,所參照的西方思潮理論與密宗神秘學的辯證結合突破,這突破也同時是在經驗、生活與行動層面發生。傅柯名字在本書中出現三次,但無徵引其文本論述,而是提及他的拳交、愛滋死亡;白樵並提及同樣感染愛滋並已過世的幾位文化酷兒埃維爾・吉伯特 、吉雍・杜斯坦、迪迪耶・勒斯特拉德(唯一倖存),引述他們作為染病主體的尖銳論述,並說:「我繼承前人的恨與病與愛與字。我將自身戲謔地轉化為跨國資本藥商主義與政府監控下的情色儀器。」既肅穆如宗教儀式,又是具後設反諷的文化策略論述——它讓我們感到,經歷萬千磨難的主體能夠活下來,就是一種超越。散漫疏懶的我則只是依直覺判斷一部作品有多前衛——作品是否讓我直覺地產生一種「瞠乎其後」的感覺?而一頁一頁翻過《巴黎愛染經》時,瞠乎其後的感覺油然累積,掩卷時喟然而嘆:對於先鋒,我們只能質問自己是否有足夠勇氣與能力追隨。而凡人面對「全景式括約肌寫作」、塞得入整座世界的「肛門」,自然是瞠乎其「後」的(笑)。
As an acquaintance,見到朋友活生生地完成文本與人生的一次巨幅重構,在文本與生命兩端突破前人,無論如何首先是額手稱慶。而當閱讀繁複嚴密的文本時,它映照出乾枯的我,讓我可以從瑣碎的現實行政生活回到傅柯式的行政,我必須稱之為煩雜生活中的一種拯救。是的,白樵以生命書寫的這本書,會以不可思議的方式,拯救許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