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城依舊

「我忘得一乾二淨了。」

提及到從前的旅遊方式時，作家周嘉寧如此說道。

城市被人賦予了生命，其日復一日的改變亦如同人的外觀、身形一樣，無法精準地從延綿不斷的時間線中，尋找一個鮮明的節點，去辨別時代更換的分水嶺。這條街道從前的凹凸不平、那間五金舖的不復存在，我們難以從第三者的視角，像讚嘆一個人的成長或衰老那樣，對一座看似死物的城市說出同樣感性的話。

然而，儘管物理空間不會「女大十八變」，但它這份悄無聲息的改頭換面，卻比起人與事的變遷，更讓人後知後覺、茫然，乃至惆悵，因為我們總是遺忘了改變的起點、它緩慢發生的過程，以及必須要面對這個過程終將不斷重複的無可奈何。這種對於城市變化的無從察覺，正是作家周嘉寧所提及到的「景觀失憶」。

景觀失憶

「人的記憶只能把眼前的景觀跟兩年前的景觀做一個對比，你會很快適應你此刻眼前的景觀所帶給你的印象，而不太可能真的能夠跟10年前、20年前，到50年前的景觀連繫起來。所以等到你意識到這一切已經發生巨大的改變時，整個城市圖景，包括你周圍的整個社會體系，與人事物，可能全部都已經發生了徹底的更改。」——周嘉寧

作為八零後的上海作家，周嘉寧常在作品中融入不少上海的創作元素，如《荒蕪城》中主人公時隔三年重回上海，無論是城市的交通，還是從前工作的咖啡館，都已經不再是原來的模樣。這種投射在文學作品中的感慨，其實也源自她在上海過去二十年間的親身體驗。

她形容自己彷彿與現今的上海身處於兩個時代：一個是如今繁花似錦的國際大都市；另一個則是在廢棄的新村居民樓上，俯瞰著的一片黃浦江。城市的變遷無法如同古時候的改朝換代一般，用一兩句話潦草帶過。當中許多未被紀錄的歷史碎片，可能已隨著一代人的老去，正被隱隱約約地塵封於記憶的角落中，「工人新村」便是上海發展史中，那一塊逐漸被遺忘的拼圖。

新村

「工人新村」指的是上海於1949年建國後，在偏遠地區浦東所建設的一系列的居民樓，以服務附近工廠的工人居住。然而，隨著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的籌備，這些新村居民樓逐漸面臨被拆卸的命運，連同一代工人後裔的成長記憶，一同被覆蓋在泥沙之下。

對周嘉寧而言，新村不但承載了她的兒時記憶，更象徵著她大學生涯中一份獨屬於青春的、近乎漫無目的的意義追尋。2000年初，她隨著宋濤、季煒煜（《新村》（2006）的拍攝者）穿梭在城市的角落裏，去拍攝這些新村，去沖印這些照片，而非像現今大學生一樣，忙於上課、兼職，和實習等與前途掛鉤的事務。

這份被城市空間所承載的寶貴記憶，乃至一代人關於未來、夢想等等的意識形態，也在這場集體的「景觀失憶」中，被另一棟高樓，被另一種信念，逐漸所取替了。

一部分的城、一部分的我

每個人的主體性，都是透過與外界互動所建立的。一座城看上去是靜止、單一的，但其內部卻像萬花筒一樣，折射出每個生命獨特的圖案與斑紋。

周嘉寧在大學時期寫的第一本短篇小說，講的就是一名小女孩在上海等待颱風的過程。周嘉寧回憶起上海的最後一場「發大水」（因暴雨導致水位上漲），那時候還是高中階段的她，與朋友相約在Pizza Hut吃著快餐，聊著觸手可及的未來，渾然不知外面的淮海路，雨水早已淹過膝蓋，而整個城市也進入了癱瘓的狀態裏面了。

「我好像也有用一種極其個人的方式，參與到了一段城市的歷史記錄當中。」

颱風影響著通勤、通勤影響著經濟與收入，極端天氣的來臨，讓尚未像如今發達的上海陷入了一種現實層面的困境。與之相反的，是一群還未踏入社會的學生，那些對於「未來」兩個字還具有許多憧憬與不確認性的年輕一代，颱風帶給他們的影響並不大，他們甚至可以趁著城市未能運作過來的片刻裏，享受一種脫離現實的快感。

這種快感也未曾因城市不斷的建造與覆蓋的過程中被抹去，反而在颱風不太能威脅當今社會的時代中，被延續並放大了這種情感——大家都在興致勃勃地迎接著一場風暴，像迎接著一趟名正言順的假期。

仍是故城

雖然城市的面貌每日都在微小地、微小地變得不同，如老人眼角多添的一道皺紋，小孩玩鬧時碰掉的一顆乳牙，我們不足為奇，因為我們知道無論多少個年頭後，這座城，仍然是我們認識的那座故城，仍然是那個陪伴著我們長大的那個家園。